如果读一读印度的宪法和各政党的竞选纲领，你会觉得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视公平的社会，照顾穷人和低种姓者，是每个政治人物天天挂在嘴上说个不停的事。但印度依旧是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国家之一，问题出在哪里呢？
李光耀说：“民粹主义的氛围下尤其盛行特殊利益。在过去20年间，印度实行了多种政策以提供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电力以及补贴贷款……它们给整个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与民粹主义的区别逐渐模糊。”
李光耀认为：“（印度）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在早期发展阶段，要把发展成果分配出去，就会降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实现进一步增长所必需的。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就意味着敢于冒险……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是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不利于激励他们努力提升竞争力。”
印度强制的公平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死板的《劳动法》上。李光耀说：“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这就需要印度改变劳动法，允许雇主在不需要那么多雇员时裁员，同时需要精简法律……”“目前，虽然印度开始了自由化进程，却不允许雇主解雇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何盈利？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改变用人标准？”
他还谈到了国有企业的工会。他说：“现在，印度面临着打破一切垄断的问题，而印度的工会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希望企业私有化的，因为如果你要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必须裁掉2/3或1/2工人。”
文化痛疾难以消除
印度是文明古国，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其中也奇一些消极的因素，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李光耀说“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培养优秀人才，使其获得最好的发展，我是不赞成的；如果一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也是不赞成的，而这两点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还说：“印度文明是古老文明。尼赫鲁与甘地原本都有机会像我服务新加坡一样服务印度，但他们无法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摆脱印度根深蒂固的旧习。”
1980年英迪拉·甘地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飞机失事去世，李光耀到印度见了英·甘地，对她说：“抓住这个机会，开放印度，改变印度的政策。看看海外的印度人，看看他们在英国、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成功。是你们的政策和官僚体制限制了他们，束缚了他们。”英·甘地无奈地答道：“我做不了。事情就是这样。印度就是这样。”10年后她的大儿子拉吉夫·甘地开始改革，事实证明，印度的历史负担确实很沉重，不是通过个什么法案就可以彻底改变的。
李光耀说“如果印度人无法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就会丧失发展机遇。”
文化是内涵极深广的概念，一言难尽。1944年尼赫鲁被英国人关在监狱里，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曾思考过印中文化的异同长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更多，这是很可惋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的健全常识，用它来制止自己过分的幻想，那是对自己很有益的。中国曾经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从没有其他国家曾像中国那样绝少将自己的文化建立在..的基础上，而更多地将文化建立在道德、伦理和各式各样对人类生活的深切理解上。”
他想得很深，也很有道理。在中共即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前夕，《新印度快报》署名文章用大标题吁请印度同胞注意：印度在慷慨激昂地空谈，而中国在思考第二轮改革开放。
印度也非一无是处
李光耀在看到印度弱势的时候，也看到它的优势。他在2005年说：“印度的私营部门比中国的私营部门发展水平高……与中国公司相比，印度的公司治理模式国际化水平高，资本回报率高，而且印度资本市场比较透明，动作状况良好。”
他说：“与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比较强大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印度的制度比较强，尤其是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有利于为知识产权的形成与保护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在人口方面，他说：“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6岁，而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3岁，并且印度的人口增速也快于中国的人口增速，这就使印度享有更大的人口红利，但印度必须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否则人口因素非但不能带来机遇，还会变成负担。”
此外，他还看到印度的国际环境大大优于中国，西方几乎没有“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