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为何高调贪腐

      1917年1月31日，庆亲王奕劻在天津去世，终年77周岁——前一年的4月，他已经高调地办了八十寿宴。 （原文来自www.jj00.com）

　　《..》在2月2日发布了相关讣闻及庆亲王的简略生平，并总结说：“庆亲王一生，以一无所有的皇族旁系开始，以亿万富翁的身家而辞世，伦敦《泰晤士报》在回顾他的生平时，认为正是他发展了乱政的艺术。”

　　吊诡的是，遍查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仅仅在2月5日发了一条非常简短的讣闻，且仅仅提及庆亲王在西方十分著名，没有谈及生平，更没有提到他的“乱政的艺术”。 （本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不过，庆亲王的贪腐的确享有国际知名度。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或单独称为“庆记公司”。

　　国际媒体也频繁地引用这些评价。

　　巨贪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履历最为详尽的一次。当时，中国刚刚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

　　这篇文章对庆亲王并不友好，文末单辟一节，小标题就是“他的私生活与个性”。文章引用了中国人的“普遍说法”，说他家就是中国官场的“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这指的是收取“门包”，即门房收取的..。当时官场传言，因为到庆亲王家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不给“门包”的话，值班的门卫都懒得通报。

　　文章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无损，并且权力日增”。随后，这篇文章花费了相当篇幅，介绍庆亲王通过联姻编织的巨大官场网络。

　　庆亲王的贪腐，甚至被一些人当作激发革命的火星之一。1911年，英国驻重庆的代领事布朗，给驻华公使朱尔典报告四川保路运动动向，就认为运动中有“四川省咨议局及士绅对内阁的腐败和保守性怀有不满”的因素。布朗提到：“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各省咨议局一直感到愤慨，希望削减庆亲王的罪恶势力。”

　　显然，连老外们也认为，一个大贪官足以颠覆一个政权。

　　有关庆亲王的各种贪腐事迹，大多记载在晚清和民国的笔记之中，不管是否靠谱，都成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段子，也成为后世学者采用的史料。正史所载的比较可靠的指控，发生过两次，那就是晚清两次著名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庆亲王。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庆亲王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中央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对这件轰动全国的“性贿赂案”，《泰晤士报》在赵启霖弹劾的次日就刊登了电讯稿，考虑到中英两国的时差及当时报纸印刷的条件，该报必定是在弹劾呈交之前就已经得到了相关信息。《..》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副标题则是《波及袁世凯；岑春煊积极圣战》。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庆亲王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逼得庆亲王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御史弹劾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们其实也是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庆亲王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 “不可乱聪明”，此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后世有人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毕竟没有数据支持，未必尽然，但从各种正史野史推测，尤其是他在清亡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断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巨额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