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何监曾任秘书监，聊聊他效力的唐朝秘书省那些事

长安十二时辰火爆收集，那位忠心报国、同心捍卫太子的何监——何执正令人印象深刻。何执正的汗青原型恰是唐朝有名诗人、书法家贺知章。贺知章历任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晚年自号秘书外监,故称贺监。 （本文来自www.jj00.com）

那么贺知章曾担当的秘书监一职在唐朝是负责什么的，属于哪个部门呢？在唐朝，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首席长官，秘书省首要从事图书收藏和书籍编纂，其本能和社会地位也履历了一番跌宕升沉的转变，秘书省的命运也从不乱成长到衰败濒临解体，又从低谷再入岑岭。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唐朝秘书省和秘书监的本能感化以及所履历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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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秘书省的人员设置分工以及职责和感化

1、唐代秘书省是个什么机构，是做什么的？

秘书监最早是作为一个皇家机构，而不是一个官职，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设立秘书监，治理和典校经籍，但此时的秘书监属于太常寺并不是自力的机构，到南北朝秘书监升格为秘书省，明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被取销，历时1200多年。

秘书省是唐代国度藏书的主要机构之一,号称“图书之府”。从字面上看似乎与秘书有关，其实这个古代的当局机构与现代的秘书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先来看秘书省里有哪些人。

秘书省的人员设置分对象体，各司其职。据《唐六典》卷十载:“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一人，从五品上。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一曰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少监为贰焉。承掌判省事。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主事一人，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笔匠六人。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丙、丁为之部目……校书郎,正字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纰缪,以正四库之图史焉。”

这里说的是秘书省的功能首要是掌管国度的图书，也兼有史官、天文、历书、计时的职责，好比介入修编史籍、记录皇帝起居、视察天象等，不外唐中后期后秘书省和秘书监的功能和职责一度被弱化，但掌管国度图书的职责一向稳定如山。

虞世南

从唐代秘书省的内部人员设置非常完整，大到秘书监，小到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应有尽有，所需人数也有明确划定。作为秘书省领武士物的秘书监，有哪些人担当过呢？有据可考的有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王方庆、王绍宗、周思茂、马怀素、徐坚、贺知章、陈希烈、颜真卿、蒋义、阎朝隐、李益、刘太真、李随、柳仲郢等。

可见，唐代秘书省以秘书监为主导，各本能人员齐心合力从而为唐朝当局藏书的汇集、整顿、成长甚至行使供应了包管，为后世的图书治理尤其是国度图书治理供应了参考模板。

2、秘书省几度易名，本能逐渐弱化

在唐代，秘书省曾一度更名“兰台”或“麟台”。高宗龙朔二年，改秘书省曰兰台，秘书监改称兰台太史，秘书少监改称兰台侍郎，秘书丞改称兰台医生，秘书郎改称兰台郎；武后垂拱元年，秘书省曰麟台，秘书监为麟台监，秘书少监为麟台少监，秘书郎为麟台郎。太极元年又改回秘书省。

唐初的藏书首要是接管了隋朝的部门图籍。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唐军霸占长安，李渊即“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除了隋朝当局的档案文书外，还包罗嘉则殿反复相糅的图书八万卷。有了这些书籍后，唐朝的秘书省随之竖立，夏候端为秘书监，魏征为秘书丞。

唐代秘书省沿用隋制，唐代两都均设有秘书省。设于西京长安皇城内的秘书省，其旧址即为原隋朝秘书省。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复置洛阳为东都，东都秘书省在显庆今后设立。

唐代中叶以前，秘书省尚附设二局，即著作局和太史局。此时的秘书省不光是藏书整顿图书的机构，照样掌修国史、天文、历书、计时的的机构，是非常主要的部门机构。因古代正视修史，著作局如许的修史机构也非常受皇帝的正视和青睐。但贞观三年著作局的修史职责被叫停了，只剩下“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之任了。而太史局是掌天文、历书、计时的机构，也于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十月改名为太史监，从秘书省自力出来。如许一来秘书省的工作就剩下极为纯真的掌管国度图书的职责，成为清水衙门，秘书监也成为“清纯”的学术官员。

二、唐代秘书省作为国度级的藏书楼，是若何进行图书庋藏和治理的

前面认识了唐朝秘书省的组织机构和职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下唐代秘书省的首要买卖，即图书庋藏和治理。

前面我们说到唐朝接管了隋朝八万余卷的图书，这些图书好多照样反复的，因隋末逢战乱，经籍亡佚，秘书湮缺。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秘书丞令狐德棻奏请购募书籍，增加人手抄写图书，经由数年时间，藏书就对照完整了。藏书有了但狐德棻奏并未对这些藏书进行整顿，这个义务就交给了魏征。魏征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敢于在唐太宗眼前犯颜切谏的能臣，不外对于他任秘书监的履历，应该是鲜为人知的。

魏征曾对藏书的意义有如下表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六合,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所以他积极对秘书省的残缺、错误的书籍进行编撰整顿校正。《旧唐书.魏征》载：“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这是对他工作的一定，可见魏征为秘书省的藏书编撰也做出了很大进献。到了开元时期，担当秘书监的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将国度馆藏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离别藏到四个书库，藏书量达到巅峰，达五万四千卷。

魏征

1、唐代秘书省藏书若何庋藏？

唐代秘书省的藏书首要以卷轴装的形制显现，并在隋代三品区分图书的方式上更进一步，以图书装帧的轴、带、签、秩的颜色、材质、外形来进行图书四部、正副、年月的区分；唐秘书省内图书实行严厉的贮本、正本、副本轨制，离别用以收藏、进内及犒赏等用途。从图书治理来看，秘书省藏书因官藏的身份，图书形式上十分讲究，遴选书法精良之人采用区别社会畅通的纸张、文字进行书写，钤盖官方藏书印，并采用特别装帧体式，一方面区别社会图书，一方面防止藏书的流失，这一点同样为宋代所继续。

唐代秘书省藏书，按经典四部门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库庋藏，标以甲、乙、丙、丁之名。“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如今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系统（九十年月修订的中国藏书楼图书分类法），所以如今的好多古籍藏书楼的庋藏和检索，仍沿用传统的四部门类法。

所谓“正本”是专供皇帝御览的，书缝盖有小印；“副本”除了用于犒赏臣下和宗室，还能够“供诸司及官人等”借阅，以及对外友好交往时送给外宾；“贮本”就是库存，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库本。

高宗时期针对四部群书传写的一些谬误和散缺，乃诏兰台太史武敏之、兰台侍郎李怀俨等，鸠集儒学之士，于兰台刊正然后抄录。武则天当政初，对书籍治理订立了严厉的两京四库书典守之则，《唐会要》载:“文明元年(684)十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若有欠少。即征后人。”

2、秘书省对藏书大规模的整顿编目运动

不外就算轨制严厉，也要执行到位才行。唐中宗时宫禁不严，国度藏书多流入小我的私宅，为了填补这个缺漏，中宗景龙三年(709)六月，曾“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世界搜检图籍”。但此时唐朝宫廷内斗不已，秘书省图书治理松懈，以至于“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直到开元五年，玄宗侍读马怀素上疏入秘书省整顿编目，玄宗命他为修图书使，令国子博士韦知章、王惬、殷践猷、韦述、余钦、毋煚等宿学名儒20余人分部校检。

马怀素以秘书监领衔主持，主管全国图书文献征集和整顿之事。至开元八年春，草编成二百卷的《群书四部录》。据《唐会要·修撰》记载，《群书四部录》共著录了秘书省藏书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但因为成书轻率，未及成目录，马怀素就已病卒，《群书四部录》最终由元行冲向导完成。实际上这部著作所著录的数字也与实际景遇并不完全相符，目录的首要编修者之一的毋煚其时即曾自言“常有遗恨，窃思追雪。乃与类同契，积思静心，审正旧疑，洋开新制”，毋煚此外在《群书四部录》的根蒂之上撰成四十卷的《古今书录》。

据《旧唐书·经籍志序》引毋煚《古今书录序》所载，《古今书录》共著录秘书省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三千零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个中经部十二类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部十三类八百四十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部十七类七百五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部三类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零二十八卷;毋煚另撰有《开元表里经录》，著录佛经、道经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可见毋煚对秘书省书籍庋藏的进献照样很大的。

图书的庋藏需要一个和平不乱的情况，一旦碰到战乱将蒙受溺死之灾。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最大藏书地集贤院书籍被破坏殆尽，秘书省也同样损失惨重，史称“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战乱竣事后，秘书省一再发使求书，并广开献书之路，或重金购赏等，终于在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达到六万余卷，厥后还达到了“七万余卷”的可喜局势。谁料又来了一次黄巢大起义，多数藏书毁于战火，仅一、二万卷幸存。

唐昭宗时藩镇军阀和太监集体将国度搞得内争不已，皇帝自顾不暇，这些国度藏书竟然被“国都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武士占住”，就是说国度藏书的处所被教坊和武士占用了，可见乱世之中，斯文扫地之作对局势。后经秘书省奏请才得以恢复原状，不虞躲得兵灾，躲不外遁迹，这些剩余的书籍随昭宗被朱温挟持徙洛而几乎损失殆尽。

三、秘书省在唐朝政治中的地位履历了哪些转变？

秘书省藏书的遭遇令人惋惜，而秘书省的命运和政治地位也是几度浮沉，在唐朝政治中的汗青地位可谓跌宕升沉。大体来说从贞观初年起头滑落，开元时期跌入最低谷，天宝后柳暗花明又蒙皇帝青睐，中唐后兴盛不乱。

1、唐初地位被定调“清而不要”。

李渊

从唐朝建国之初，秘书省的政治地位就不高，唐建国皇帝高祖李渊认为秘书郎等官职“清而不要”，固然有名望，但并不适合具有强烈的政治理想的人任职。《两京记》则真实反映了这种“清而不要”的状况，论述了开元以前秘书省官员的任职情形，曰:“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罢了。自是门可筹措,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显贵后辈及好利夸侈者率欠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佐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勤学正人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尽量是如许，唐朝初年秘书省也有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这些有名望的人担当过秘书监之职。

前面说到秘书省下原设太史、著作两局。因为有了这两个机构，，秘书省才显得主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人对修史是非常注重的。自古以来史官的社会地位就很高，从而拉高了秘书省的社会地位。但贞观初年，史馆的竖立，朋分了著作局掌修国史的职责，成为专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的闲司。《旧唐书》卷四十三“史馆”条下注:“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

著作局修史的功能被史馆替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局在玄宗时期也自力了出去，秘书省的政治地位进一步衰落。紧接着弘文馆和崇文馆的竖立，让秘书省图书庋藏的本能也显得极为作对。武德四年(621年)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626年)三月,改为弘文馆。弘文馆的职责是“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不光与秘书省的本能有重合，并且弘文馆的学士可介入政治决议,是太宗的军师团,这地位岂是秘书省可比。

再说崇文馆建于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其一部门本能也是即典校理，与秘书省的庋藏图籍的功能也颇多雷同，并且崇文馆照样太子学馆，地位也远高于秘书省，这时的秘书省不光是清而不要了，其生存压力倍增。

从担当秘书监的人员来看，秘书省也不被朝廷注重。在整个盛唐时期，秘书省除了魏征、虞世南、颜师古，贺知章等外，之后就没有什么有名望的人来经受秘书监，而像高宗时期兰台大史（秘书监）依次由外戚显贵充当，如长孙冲、贺兰敏之、武承嗣等，兰台侍郎（秘书少监）李怀俨还因为失职被贬；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秘书省长官任免杂沓，甚至显现内宠、术士、宗室等充当秘书监的现象，如斯一来使得秘书省的地位一步步下滑。

2、玄宗时期集贤院的建立,让秘书省近乎名不副实。

秘书省在唐初固然有浩瀚竞争敌手，不外总体照样连结了地位的不乱，秘书省的工作正常开展。可开元十三年(725年)集贤院的成立直接庖代了秘书省的悉数本能。集贤院不光藏书高于秘书省，并且集贤院还有参政议政本能，更是秘书省所不具备的。集贤殿御书院的显现，将原本属于秘书省的图书汇集、整顿、收藏、编撰之本能接办，于是秘书省工作被住手,近乎名不副实。到后来，秘书省就连办公场合都要被占去修御史中丞大厅。古籍《唐会要》卷六十“御史中丞”条载:“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有制以赋余修百司廨宇,西台中丞裴宽始以旧监察创置中丞东厅东台,二中丞亦同厅。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医生崔琳奏割秘书省东北地,回改修造。二中丞遂互异厅。”

就在秘书省危机生死之秋，翰林院的成立让濒临灭亡的秘书省显现起色。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翰林院正式成立。翰林院在中唐今后成为国度政治决议咨询机构,慢慢庖代集贤院，集贤院的政治地位和本能感化逐渐衰落得还不如秘书省。秘书省又恢复了正常运转与并集贤院等分秋色。其转折事件是：“天宝十一载(723年)十月,敕秘书省检覆四库书,与集贤院计会填写”。

玄宗天宝年间，左相陈希烈充秘书省图书使，这么大的官领衔秘书省，解说秘书省从新获得了玄宗的青睐。不外终玄宗一朝，秘书省总体照样缺乏有名望的秘书监来向导，固然有马怀素和崔沔等有逻辑学者，但多数并非专业人士，更多时候是皇室子孙来经受。开元年间薛王李业、玄宗贞顺皇后武氏同母弟武信、许王李素节之子李瓘任秘书监；天宝年间废太子瑛之子俅、玄宗之子僎、延王玢之子倬、睿宗长子宪之子琳、棣王琰之子僾等凑数。秘书省在整个盛唐时期，其作为有限，与经受秘书监的人不无关系，也施展出唐朝统治者对秘书省这个机构总体就是不太正视。

四、秘书省在中晚唐柳暗花明又一村，名人效应和校书运动令青年才俊趋之如鹜！

1、竞争敌手纷纷懦弱，秘书省从新焕发生机活力，名人效应鞭策政治地位升高。

前面说到跟着翰林院的鼓起庖代了集贤院的参政议政本能，集贤院内职官建制遭到挤压，秘书省逐渐起头恢复职掌图籍的搜访、整顿、编撰工作。而兴盛一时的实权机构集贤院，最终沉溺为与秘书省本能相当的一个校书机构，不光如斯贞元八年从秘书省移割的校书郎和正字,到元和二年又从新回到秘书省，到宪宗时期集贤院地位还低于了秘书省。

而曾经繁荣的弘文馆和崇文馆也日趋没落。开元时期,两馆的日子就欠好过了，连雠校官都省置了。史载：“(开元)七年(719年)十二月三日,省宏文、崇文两馆雠校,置宏文馆校书四员,崇文馆检书两员,二十二年(734年)二月二十五日,省宏文馆校书两员。”弘文馆在中晚唐陷入逆境，崇文馆贞元八年(792年)被纳入左春坊治理，更是被降级了。

而秘书省在中唐今后的成长却顺风顺水。代宗时期，即大历十四年(779年)九月二十七日敕“:秘书省书阁内书,自往后不得辄供诸司及官人等。每月两衙及雨风,委秘书郎、典书等同检校,递相搜出,依旧关闭。”获得皇帝的正视后，秘书省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中唐秘书省还因校书郎和正字是公卿之前导而令青年才俊神往不已，这就是说好多高官都是干过校书郎和正字的，从这里能够走向美妙的仕途。由秘书省校书郎而仕至宰相,有名者有三人,张九龄、元稹和李德裕，元稹和李德裕恰是中唐今后的人物。

苻载《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国朝以进士擢第为入官者千仞之梯,以兰台校书为黄绶者九品之英。……不数十年,公卿之府,徐行而登之。”白居易直接提出“秘著之官,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责望者,乃丞郎之椎轮,公卿之前导也。”

杜佑曾说“:(校书郎)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身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从中可看出秘书省校书郎地位已经成了抢手的香馍馍。秘书省的地位竞争激烈，以至于“但霑科第,皆求注拟,坚待员阙,或至逾年”。

白居易

从以上史籍记载能够看出名人效应和成功人士的激励感化，因为中唐后好多有名的政治家都在秘书省这个机构工作过，如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李绅、崔玄亮等，他们无不是封侯拜相的朝廷大员和知逻辑学者，这对青年人入仕的影响力和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而白居易任职秘书监的履历，也让我们看到了秘书省是个清雅闲散的部门。有白居易诗为证，《秘省后厅》曰：“槐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天。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从中能够看出秘书监就是个地位清贵的悠闲差官。

2、大型的校书运动，使得秘书省的地位获得巩固和提高。

秘书省地位在中晚唐得以提拔，不单是名人效应和皇帝的正视，最主要的是秘书省得有其存在的价格。得宜于两次大型的校书运动，秘书省的地位获得稳定和成长。

第一次发生在德宗贞元时代,秘书监刘太真、少监陈京先后负责。第二次是在文宗时期,由郑覃奏请,秘书省主持。到开成元年(836年)七月,秘书省四库新旧书籍,共校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可见秘书省在这一时期的确做了好多工作来证实了自身的价格和进献。

跟着秘书省在中晚唐时期社会地位达到岑岭，任职官员中进士身世的比例也随之提高，从职者中进士占快要一半,晚唐有一半以上的从职人员获得进士身世，而在秘书省成长低谷时期，进士身世的比例远没有这么高，充裕解说唐后期常识分子对秘书省的爱崇。

固然中晚唐秘书省的地位达到了岑岭，但总体来说秘书省的政治地位已无法恢复到初创时期。修史在古代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贞观年间秘书省部下机构著作局罢史任，没有了修史本能，秘书省的政治地位随之下降，之后太史局又自力出去，秘书省加倍远离政治，成为收藏图书、书画、拓本等图籍文献资料的学术机构，被政治边缘化是弗成避免的事实。

五、唐朝秘书省对文化流传的进献

唐代秘书省拥有的大量藏书并非是安排，对其时的学术研究和撰著，以及对后世文化事业的繁荣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留存我国古代精良文化遗产起到了重鸿文用，为促进周边国度的文化事业成长，弘扬中华文明也做出了应有的进献，好比..就从秘书省的藏书中获益匪浅。

唐代秘书省，因为太宗、玄宗时期大量倡导图书的汇集、整顿、校定和使用，显现“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老，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券，鸣呼，可谓盛矣。”的情景。大规模地汇集、整顿、校正和使用图书，也支撑了其时学术运动的开展，如颜师古等校定《五经》，孔颖达、欧阳询、李谆风等撰史，都充裕行使了秘书省的藏书。

秘书省作为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更是深受外国留学生的青睐，到大唐留学的外国粹生首先都被放置进秘书监进修，个中两个..留学生还接踵担当了秘书省的首席长官——秘书监。他们就是..学者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说到阿倍仲麻吕人人都不生疏，汗青教材里有他的介绍。

阿倍仲麻吕影视形象

..学问僧和留学生在唐耐劳研习，把握中华文化精髓，从中华文明中吸取营养，将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思惟，唐代类书、韵书及字典等对象书的编纂和使用，大量带去..，促进了..文化的成长。

阿倍仲麻吕于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来长安留学，进“国子监”攻读“经学”和“诸艺学”。他改华文姓名为朝衡，(亦作晁衡)留仕于唐，天宝年间被录用为秘书监。

朝衡在唐时代与王维结下了很深的友情，当回国时，王维有《送秘书晁监还..国》一诗相赠，以“分袂方异乡，音信若为通”的诗句，表达他们之间的深挚友情.而朝衡临行时，深感中华文化的滋养和唐皇室的恩遇，写诗表达他依依恋阙之情:“奉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国外忆慈亲......。”

晁衡在秘书监任上，遭遇安史之乱，随肃宗回到长安后全力于藏书的增补整顿，同时选举..人藤原清河为新的秘书监人选。唐廷准予所请，滕原河清继晃衡之后出任秘书监，在肃宗、代宗两朝致力躬亲、尽心尽职。代宗(了63一779年)很正视并扶直儒学，“屡诏购募”图书典籍，甚至不吝以“千钱购书一卷”，秘书省的藏书获得了很大的恢复，藏书达“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这里面也有藤原河清一份劳绩。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成长的鼎盛时期，国度壮大，四夷臣服。列国使臣和学者慕名而至大唐进修，以习得中华文化为荣。秘书省作为对外国留学生开放的窗口，将文化输出的同时，也收获了“万国欢心，四夷钦化”，盛唐风貌远播四方。

总结一下，唐秘书省在唐朝的社会地位和本能履历了一个跌宕升沉的进程。在史馆未竖立时,秘书省不光有图书收藏编撰的职责，还有修史本能，兼顾天文历法，此时秘书省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但在著作局和太史局接踵离开后，只剩一个藏书扶植的的使命了。尔后秘书省还差点面临被彻底镌汰的命运，接着峰回路转中晚唐又一度兴盛。而历任秘书监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颜师古、马怀素等学问赅博、精晓古今的精良图书治理向导者，则凭着本身对所从事事业的敬业精神，艰难创业汇集图书，校正编纂整顿图书，让秘书省的本能感化和社会价格获得充裕施展，为唐代国度藏书扶植作出了主要进献，为后世留下了好多有益的经验。两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在秘书省工作，在秘书监任上的履历，既是大唐海纳百川，文化自信的示意，也是进步文化被周边国度承认的实例。

参考资料：

《新唐书》

《旧唐书》

《通典·职官八·秘书监》

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

吴夏平——《唐代秘书省社会地位变迁考论》

蒲姗姗何燕——《秘书监与古代图书治理》

郭伟玲——《试论唐代秘书省的汗青地位和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