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与晚清：“中国”观念变化中的两个片段

——“中国”与“世界”

“中国哪里来”“中国是什么”“我们的国度为何叫中国”一向是一个热点话题。对“中国”概念的探究，大略能够从以下三个角度思虑：一是正面概括中国文明的特质，二是从“边缘”下手，寻找族群认同的要素，三是从外部情况的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中外关联和对比。 （自媒体www.jj00.com）

本文将测验拔取春秋战国和晚清两个片段，从外部下手，探究“国际”政治对“中国”观点形成和演变的影响。这是一个过于远大和复杂的话题，对于一个汗青初学者而言，数千字内绝无或者精准详尽地剖析，然则经由如许的进修过程，切实加深了本身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和懂得。 （原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一、春秋战国与“中国”之“中”

严厉地说，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世界”汗青都很短暂。然则，以关联、对比来研究外部情况对文明的影响的方式，倒是能够迁徙的，所以本段将“国际”的概念移植到春秋战国的“世界”系统中，剖析“中国”之“中”的形成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西周分封诸侯情形图

西周的封建轨制，构建了一个以周王室为共主，品级分明，各国有序的系统，此时的“中国”指的是周王室地点：

宅兹中国，何尊铭文，，中国指伊洛河流域。《诗经大雅民劳》

惠其中国，以绥四方。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毛传》

在周的血缘宗法和礼乐轨制调节下，各诸侯国国表里的品级秩序，都获得相对有效的维护，面临非华夏部族也有相对优势的整体实力。而跟着镐国都破，平王东迁，失去了超越于列国之上的权势，列国间原有的品级系统逐渐松散。与华夏诸国文化轨制分歧的蛮夷部族，也在此时络续活跃。华夷杂处，表里交侵，损失向导中心的诸夏列国布满危机感：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停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

回溯原文，此处的中国，指的是齐桓公向导伐楚的诸夏联盟。可见所谓霸业，雷同于在列国间再造了一个暂时的“中心”，环绕着这个中心，诸夏联结起来抗击攻击，守卫本身的轨制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列国在原有的血缘谱系之外，又多了一层“患难与共”的关系，认同感获得强化：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虎豹,弗成厌也。诸夏密切,弗成弃也。”《左传·闵公元年》

对诸夏的认同，与对蛮夷的“异质文化”的熟悉分不开。据许倬云师长的字形剖析，“夷”是带弓之人构成的武装部落，“狄”是驯养猎狗、构火而居的游牧群体，“周”则是野外的象形，指农耕族群。华与夷，竖立在分歧的经济之上，习俗观点、社会构造，都邑有差别。在春秋时代的辩说互动中，这种异质性被更显着的展示和对比，激发了对异族的私见和贬低化熟悉，如：

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左传·襄公四年》

这种私见和贬低内涵地含有一种排斥立场：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

（毛诗序认为鲁颂赞扬鲁僖公，应为春秋时代）

这种认同与排斥的立场，很大水平上影响着列国的交际决议，鞭策着诸夏的联结：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弗成。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能够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左传成公四年》

在晋国等霸主的壮大实力和地缘优势根蒂上，列国逐渐形成一种华夏同质文化的配合体的雏形。

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鞭策列国对资源的需求，刺激着列国地舆扩张。

楚在春秋时期共灭四十余国，齐灭三十余国，晋灭二十余国，秦灭十余国，均成为大国。原在列国间杂处的戎狄，天然也会被慢慢倾轧和同化。因为以文化划分“华夷”，二者的界线是弹性的：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

这种弹性意味着，蛮夷与华夏的轨制文化交流能鞭策同化的历程，好比春秋后期吴、越会盟逐渐被华夏回收，战国时赵武灵王鞭策的的胡服骑射改造。“国际”竞争的实际压力加快了这种华夷的交流，华夷之防逐渐让位于实用的强盛之术：

（赵王）曰:''……圣人果能够利其国，纷歧其用;果能够便其事，分歧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史记赵世家》

此时的“中国”概念，逐渐扩大，涵盖了更大的地舆局限（骑射的山谷之便显然超越了曩昔的农耕领域），包涵了更多文化元素（同礼而教离）。

这种同化的背后，又有在互动中形成的对华夷作为“人”的共通性的熟悉：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愿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对比“戎狄虎豹”的说法，春秋战国的观点改变已经很显着了。

此外，从“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看：重血缘的宗法继位受到贵族内部的才能竞争的冲击，西周的世官制受到新兴士阶级的冲击，分权的贵族在朝受到君主集权的冲击。因为本事优长的向导者和辅政者集中把握权力和资源的模式，更能提拔“综合国力”，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更相符列国富国强兵的自身好处和华夏列国的整体好处。

西周分封轨制

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国内政治的活力获得激发：“任贤”、“上首功”等主张获得践行，国度政治不再只是几个血缘贵族的垄断事务，列国的中心王权对分歧阶级文武精英形成一种向心的吸引力，助推了中央集权的历程。

由各国纷争到“定于一”，“中国”之“中”，作为一种文明特质慢慢强化，传承至今。

所谓“中国”之“中”，在地舆层面，大体指以第二、三级阶梯的季风农业区为焦点的，一个中央政权直接治理的区域，局限在后世跟着农业手艺的提高和王朝盛衰的节律而有转变，其边缘经常不是明确的，而是逐渐淡化的。这个区域大略是在春秋战国列国争霸扩张的邦畿遗产根蒂上形成的。

在政治层面，则是分久必合的大一统款式和中央集权帝国的传统。大一统意味着习惯各异的远近区域都环绕中心区域，附属于统一邦畿，这个概念显然获得后世史实的频频证实。

而中央集权的传统也成为另一大政治特色，如许的幻想在法家描画的蓝图中早有论说：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汉代对朝鲜、匈奴、西南夷和羌人的文明水平的分歧评价，必然水平上也是因为将中央集权作为文明的主要尺度，而如许的尺度或许起原于对自身中央集权轨制的一种认知和一定。

在文化层面，作为春秋“国际”系统中的华夷意识的遗产，认为本身是礼仪之邦、文化中心，以文化界定“中国”的观点也十分强烈，文化中心常与政治中心相关联：

（庆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其中谓长江以北，尽是蛮夷。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华夏。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克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

《洛阳伽蓝记》描画的北魏洛阳城

此时的“衣冠”“礼仪”“人物”的地点，就是四海归心的“中国”地点，也是后来政治、文化复归一统的中心地点。这种对文化的一定，甚至也能够漂移到对其他文明的视察和懂得中：

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国王皆深信佛法，供养众僧……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和谐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法显《佛国记》

岂论天气、习惯若何迥异，有文化处，似乎都能够是“中”国，尽管这种对域外文明的视察和懂得行为从未成为主流，但也折射出一种“中”的观点。

统而言之，春秋战国的“国际系统”，以各国交战起头，却以地舆、政治、文化三重构造的“中”国逐渐形成竣事。

二、晚清与“中国”之“国”

人类学对“种族”（race）、“族群”（ethnicgroup）和“民族”（nation）三个概念做了区别，个中“民族”是一个近代产品，平日要求一个国度具有单一民族、明确的主权和界限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认同。现代中国之“国”的概念的形成，与晚清的汗青亲切相关。明清时代，“中国”的概念，是指朝贡系统下的中央王国，与汉民族的文化相连：

（太祖）赐爪哇国王玺书曰：“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国内悉定……”

赐..国王玺书曰：“……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华风不竞……自辛卯以来，华夏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外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

“国内”强调地舆上“四海之中”的大陆中国。“华风”指的是汉民族的纲常习惯。“华夏”或者是元末战乱时各派势力争夺的华夏，也就是对中国形成政治掌控的中央区域。

此时的“中国”概念，并不光仅是指政权，而更像是一个“舞台”：王朝兴替，“赵宋”和“胡元”次序登场，但背后的地舆、文化和政治的构造并没有大变，对于如许的构造，尊敬者则为华，不尊敬者则为夷。周边的羁縻地和藩属国，也能够受到分歧水平的影响而渐慕华风，甚至种族有显着差别的“西洋”人，也能够成为“华”而获得回收：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

叶向高《诗赠西国诸子》

作为华夏精英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被利玛窦的儒学教养折服，背后又透出一种以“吾儒理”为“万方同轨”的中心意识。

如许的观点，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迎头相撞，在碰撞与交融中，形成了近代中国之“国”。

这是一个很远大的问题，我们不妨测验从“中国”国名的由来进行商量。正式国名使用，该当有相关的法理依据，我们应该存眷相关的文书证据。

在晚清前期的对外合同中，“中国”“中华”“大清国”往往混用：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永存和平，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ARTICLEI.ThereshallhenceforwardbePeaceandFriendshipbetweenHerMajestytheQueen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andHisMajestytheEmperorofChina,andbetweentheirrespectiveSubjects,whoshallenjoyfullsecurityandprotectionfortheirpersonsandpropertywithintheDominionsoftheother.

八、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处所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ARTICLEVIII.TheEmperorofChinaagreestoreleaseunconditionallyallSubjectsofleerBritannicMajesty(whetherNativesofEuropeorIndia)whomaybeinconfinementatthismoment,inanypartoftheChineseEmpire.

源《南京（江宁）合同》

《南京合同》

可见，英方表述中一律使用的China和Chinese，施展了看待民族国度交际的惯性脑筋。中方文本中“大清大皇帝”“华人”和“中国”的使用则加倍恍惚，大体上说，“清”与政权、首脑的关联或者更亲切，“中国”则或者更多是就管辖局限而论，“华”则更多有文化习惯的意味在个中。

二十年曩昔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北狩”的表述，似乎还停留在华夏逐鹿的脑筋，将这种入侵看作是不变构造之上的改朝换代。“国”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外部冲击刺激发生的国度凝聚力，中外互动中发生的对“中国人”自我的熟悉和认同，以及强国之路上进修的西方民族主义，都是“国”的观点的主要起原。

外部冲击刺激发生了凝聚力，一种示意便是处所乡绅向导下的排异行为：

如今全粤乡民数千百万之多，大村丰富者，救济小村兵粮饷草，亦有烈士将资备工具，有熟悉水势陆路者，各有百万之众。志切同仇，恨声载道……我们烈士受天朝二百余年饲养之恩，今日若不诛尽英夷，便非人类。（三元里）《申谕英夷通告》

“志切同仇”的凝聚体式，依然是传统的村庄组织，守卫的旗号，依然是“二百年天朝”，但这究竟是一种自发的联结行为，成为集体凝聚力的一种思惟根蒂。后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活动，也有类似之处。

在进修西方的器物、轨制的过程络续深化时，“华夷之辨”与“中西之争”络续促使着一种思虑：什么是“我者”？进修西洋是为了自强自保，那么要珍爱的“自我”是什么？

前文所述的三重构造中，地舆的中国在络续被蚕食，朝贡系统的藩属国接连损失，宁靖天堂乱后的中央集权逐渐减弱，总理衙门等洋务新政侵入原有的政治体系，最终使得中国的礼教也摇摇欲坠。这刺激着对“体”与“用”的思虑：

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之纲,荡然尽矣。

曾廉《上杜师长书》

人们思虑“中国”是什么，我们进修西方的水平应该到哪里？“中国”不再“中”，那么“中国”的内核是什么？照样原有的“君臣父子之纲”吗？亦或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主义？所谓的“保国保种保教”，守卫的究竟为何物？

既然旧有的国度建构已经在浩荡海风眼前摇摇欲坠，进修西方的民族主义就成为了寻找新认同的途径。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度，平日强调民族自决、世俗社会和明确主权等原则。在法国..的时代，民族意识与小我的自由权力相连系。

跟着资源主义的成长和扩张，民族国度间的竞争加剧，再加上生物进化论、体质人类学等思惟的影响，“民族主义”逐渐被付与了国际的“弱肉强食”的寄义。国度需要以强烈的认同、高效的组织，敏捷提拔介入国际竞争的能力。

对于清末的中国，强邻环伺，时不再来，国度本位的“救亡”压服了小我本位的“发蒙”。所以接管后一种寄义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外部情况照样本国需要，都似乎是瓜熟蒂落。

“中国式民族主义语境下的中国身份认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国若何转化为政治性的民族国度认同的问题”

有人从表里分际，守卫主权、利权的角度谈“中国”：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过问也。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３期，１９０３

有人从汗青的角度反思和批判，试图厘清“国度”与“朝廷”的主权归属：

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度，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生死，岂不大可怕而大可悲耶!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

从实际政策上，对国际交际的立场也显现出近代意义上的“国”逐渐压服了朝贡系统的“中”。中国看待欧美列强的立场有显着改变，即使仅从国名翻译的角度看也是如斯：

闽浙总督郭世隆疏奏:“红毛国英圭黎被风飘至夹板船一只。”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九年十月

欧洲远海英圭黎,罗刹国与佛狼西。

洪弃生《圆明园失宝叹》

显然同化着轻蔑与怫郁，并非近代的平等交际意识。

尔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比利时”等翻译，则都用褒义词，施展对欧洲文明褒扬恋慕的同时，也反映出对近代国度的国体的尊敬。这种对外的立场与自我认知是亲切关联的。

直到最后的辛亥革命，“中国”的国名正式获得了确立。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11日晚决意:“称中国为中华民国”。这解说“中国”是民族国度，逻辑上先有“中国”这个国度，再有“中华民国”这个政权。

“大清国”是对清王朝的指代，“中国”却不光仅是对“中华民国”的简称。南京暂时当局的国歌歌词有一句：亚东斥地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既然是揖美追欧，就解说革命党人对新生..的期许中，包含竖立欧美式的民族国度的意愿，既然要旧邦新造，就暗含着“中华斥地早”的文化中国若何转化为政治性的民族国度认同的问题。这是伟大的改变，今日中国之“国”，慢慢形成。

中华民国的五色旗

今天，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现象也与这种民族国度相关，好比新闻时评对中国人国外旅行不文明现象的驳斥，多从“国度形象”角度立论，国旗法、国歌法的颁行和完美激发的热议，甚至于微信网文里的那句“不转不是中国人”背后的国度认同。

这种民族国度当然也不会完全等同于欧美式的民族国度。内部的“多元一体”民族款式显着区别于单一民族的模式。外部则存在多条理的恍惚界限，好比大陆、港澳和..之间的认同问题，好比新加坡式的华人国度，印尼、马来西亚式的华人社会，甚至是日韩等受儒家文明影响，在文化根源上曾经与“中国”有千丝万缕关联的东亚国度。

中国的“中”与“国”概念的形成，都和表里互动相关，脱离了“国际”，就无从熟悉“中国”。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很强烈的“自我中心”的色彩。

雷同地，美国也有“自我中心”的观点，以及陪伴着国际地位提拔而发生的从破例向遍及转化的过程。例如美国总统演媾和教科书中对“山巅之城”的论述。

可见，“中心”并非中国的独创，它经常是一种文化的构建而未必完整反映汗青真实，我们首先应该跳出“中心”的观点，以文化多样性的目光对待中国文明。

此外，分歧时空语境下，统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和强调重点或者都有分歧。我们在使用息争读“中国”如许汗青悠长的概念时，该当郑重地考查汗青语境。好比，对话过程中，黄兴涛传授认为中国的“文明之邦”既是陈旧概念也是现代概念，中国古代的“文明”，与现代人所讲的文明概念切实分歧。

中国古代认为最文明的时期是三代，而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最好的文明是在将来。所以文明之邦究竟是古代的寄义“文野之辩”，照样现代文明国度呢？

前者是自古就有，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认知；而中国被西方化的过程中既保留了传统的认知，同时接收了了西方的概念。那么“中国”也是雷同的概念。

从青铜时代在何尊上铭刻下“宅兹中国”时的昏黄方位感，到春秋乱世“尊王攘夷”旗号下对表里分际的互动认知，到大一统款式与朝贡系统中的天朝自许，到炮舰与进化论的裹挟下对“国将不国”的彷徨，甚至是改造开放后对大河文明何处去的商议。我们在分歧时空下使用“中国”这个概念，层累芜杂，“中”与“国”的寄义，还需要更仔细的辨析。

参考文献资料：

[1]许倬云《说中国》

[2]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

[3]王明珂《华夏边缘》

[4]《未完成的国度:“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5期李扬帆

[5]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