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榜大案后的真实意图：朱元璋要做全天下的皇帝

洪武三十（1397）年，大明迎来了三年一度的丁丑科二月会试。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场科场盛事，最终竟落得人头滔滔的究竟。考官王府纪善白信蹈等人坐牢论死；年届八旬的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固然侥幸逃得人命，也不免戍边的下场。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明初“南北榜”大案。人头滔滔的大案 （本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此次会试，共取录了宋琮等52名流子。事情的蹊跷在于，此榜所登科满是南方人，北方人无一中式，是以也称为“南榜”。北方落选举子一时“白话籍籍”，“咸蜚语噪之”，放出大话求全主考官刘三吾“南人，私其乡”，因而制造了一场科场弊案。 （本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这实在是冤枉了刘三吾与其他考官。实际上，刘三吾是茶陵（今湖南省茶陵县）人，而会试第一名宋琼是泰和（今江西泰和）人，廷试第一名陈安是闽县（今福建福州）人，第二名尹昌隆是吉安（今江西吉安）人，第三名刘仕谔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们与主考官既分歧府更分歧县，连一个省都不是，若何谈得上是“私其乡”呢。更不消说，其时，胡（惟庸）、蓝（玉）党狱已发，朱元璋已经把元老重臣连续不断地残杀殆尽。其罪名之荒谬，株连之普遍，手段之残暴，直令朝堂上下的巨细臣僚惶遽如伤弓之鸟，刘三吾手下一班人岂会熟视无睹，顶风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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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实这些考官的确也是经得起查的。舆论传入宫中之后，朱元璋特命张信等12名儒臣复阅试卷，复查究竟认为刘三吾并未舞弊违法，维持原榜不变。按说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谁知北方举人中又有人上疏告张信等人和刘三吾黑暗勾通，有意将北术士子的下等试卷呈送皇帝审阅，肆行诳骗。朱元璋闻讯更是老羞成怒，命令处死白信蹈、张信等考官和状元陈安等人，刘三吾以年迈免死放逐。随后朱元璋亲自阅卷，简洁粗鲁地钦定登科了任伯安等61人，并在昔时六月发榜，以韩克忠为第一。此次上榜者竟全为北方人士（包罗四川籍6人），故而又称“北榜”。真的是舞弊吗

后来的《明史》编纂者认为这就是一路确凿无疑的科场舞弊：“科场弊窦既多，议论频数。自太祖重罪刘三吾等，永宣间粗略服帖”。

考虑到《明史》成于清代，而清代科举弊案几乎成了屡见不鲜，历朝历代都要杀得人头滔滔，清代史臣有如许的见解似乎并不足为怪。不外，“政府者迷”在这里倒也纷歧定成立，明代的当事人生怕都很清楚“南北榜”是一场冤案。若非如斯，刘三吾就不会在朱元璋作古后不久立刻获得对照公平的待遇，被建文帝从流放地召还国都了。

其实，造成“南北榜”中北术士子悉数落选的原因非常简洁。元末的大战乱，造成其时的北方文教水平的确不及南方，这是朱元璋无法依靠屠刀所能改变的事实。洪武年间（包罗南北榜最后登科的61名北士）各科进士共867人，个中南人620人，占71%。即使是在“南北榜”案大开杀戒之后，从1399年至1424年之间的9榜进士中，共登科进士1938名，个中南方籍进士达1621名，仍占总数的83.6%之多。以此看来，应该说作为主考官的刘三吾的确是在择优登科秉公处事。此人最后落得一个放逐发配的下场，实在是做了南北文教水平差别的替罪羔羊。

话又说回来了，朱元璋为什么又要执意制造这一路冤案呢？明代中期的才子王世贞后来给出一个颇有见识的说法，他在《凤洲杂编》里认为，朱元璋挂念“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撮合之”，而刘三吾“不悟太祖之意，致有此祸”。要做全世界的皇帝

追根溯源，这与朱元璋政权的“先天不足”有关。元末农民起义始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已成为濠州郭子兴部红巾军实际统帅的朱元璋率部渡过长江南下成长。次年（1356年）三月霸占集庆（今江苏南京）、镇江二路，遂改为应天、镇江二府。七月，朱元璋以应天始称“吴国公”（后称“吴王”）。尽管在几乎统一时期，泰州的私盐商人张士诚在吴县（今姑苏）竖立了一个似乎加倍正宗的“吴”政权，但朱元璋的政权依旧是以烙上了粘稠的江南（吴地）印记。其影响所及，晚至半个世纪之后，在逐退明军之后，安南（今越南北部）仍将一篇宣示胜利的檄文定名为《平“吴”大诰》。

元末割据图

然则，“吴”或许江南，在以河洛为“世界之中”的传统地缘政治款式中僻处东南一隅，朱元璋创立基业地点的应天（南京）又素来有着定都者“折数不久”的恶名。是以，旨在“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竖立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朱元璋并不知足于只在南京竖立一个偏安政权，反而坚信“君世界，非都华夏弗成”——意即取得世界后，必需把都城建在华夏区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诏告世界，本身已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世界之号曰大明，所以年为洪武元年”。耐人寻味的是，这道建国圣旨却没有公布“京师”建在何处。这无疑是朱元璋意欲在南京之外另选首都的披露。

明故宫遗址

洪武元年八月，当徐达的北伐大军切近元多半（今北京）之时，朱元璋亲往北宋故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旋建开封府为“北京”，而改应天府为“南京”。不外经由实地考查，朱元璋却发现汴梁“哀鸿遍野，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于是作废了定都汴梁的规划；随后提出以本身的家乡临濠（安徽凤阳）为“中都”。此地虽离华夏稍近，但地盘贫瘠，基本不具备成为京师的前提。作为军师的刘伯温就直言不讳，“凤阳虽帝乡，然非皇帝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究竟，有明一代，中都凤阳府也只能作为一个“陪都”而存在。迫于形势，，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才命令改南京为“京师”。甚至到了洪武二十四（1391）年，朱元璋还不死心，命皇太子朱标到关洛一带考查。朱标在考查之后，选定洛阳并献上定都图，但因朱标于次年病逝，迁都洛阳之议也只能无疾而终。以此观之，只是在各类无可若何之下，明朝的第一个首都才算是敲定在了应天府（南京）。

明朝边境

这就意味着朱元璋必需持续做出起劲洗去建都南京造成的江南印记，并冲破了明初“南人政权”的窄小性质。究竟他要统治的不是残山剩水，而是全国的统一。尽管明军北伐时打出了“恢复中华”的灯号，但北方在履历了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蒙古汗国-大元统治（从1234年蒙古灭金算起）之后，封建忠君意识已然成型。早在1357年时，红巾军进入山东益都时，号称“刀王”的九十六岁老将王英就绝食而死。他认为本身是元朝臣子，老了不克出力报国，又不肯在新王朝偷生苟活，所以一死了事。

在朱元璋看来，本身辛劳竖立的大明王朝统治根蒂的扩大与稳定，急迫需要获得北术士医生的鼎力支撑。或者并非偶然的是，就在“南北榜”之争的这一年，洪武三十年正月初，陕西沔县（今陕西勉县武侯镇）发生民变。一时之间，“四方流民，闻风而至”。以此看来，鼓起“南北榜”的真正目的在于撮合北方区域的常识分子，以便从舆论上获得北术士人的支撑和拥护，不乱北方的秩序。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朱元璋，其考虑问题的角度与陈腐的文人刘三吾究竟有所分歧。

归根结底，“南北榜”事件与其说是一次科发难件，不如说它是一次朱元璋以科举之事而借题施展的政治事件，大明建国皇帝的真实意图也不在于解决科举意义上的地区名额分派问题，而在于解决政治统治所需要的地区权力均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