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发生后，政府是如何勘灾的？谈谈明代的勘灾机制

明朝时期，我国天然灾祸频发，据《中国灾祸通史·明代卷》统计，明朝276年里共发生水、旱、虫、震、疫、沙尘、风、雹、雷击、霜、雪、冻害等十二类天然灾祸共计3592次，平均每年发生各类灾祸13次，如斯频仍的天然灾祸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伟大的灾难。作为当局在灾祸发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实灾祸品级和损失水平，即勘灾，凭据勘灾究竟来实施救灾和灾后救助等运动。 （本文来自www.jj00.com）

所谓勘灾是指官员查勘灾情、确定受灾分数的过程，其究竟是朝廷蠲折钱粮、实施赈恤的首要依据，是制订救灾决议的主要参考。明代勘灾履历了遣使勘灾、处所官踏勘与户部覆勘连系、监察官普遍介入、巡按主导等阶段，形成了一套较为细密的勘灾机制。然因勘灾机制自己存在的法式与效率的辩说、勘灾监察的泛化与实质弱化以及勘灾过程中的溺职、靡烂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明代勘灾的结果。一、明代勘灾的首要内容：核实受灾人根基情形、受灾分数，并经由“勘疏”上报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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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灾首要是踏勘核实被灾人户姓名、境地顷亩、衡宇、耕牛等根基情形以及该征税粮数目，为灾后朝廷蠲折钱粮、实施赈恤供应依据，并防止处所官虚报灾伤、弄虚作假。洪武二十六年划定：“将被灾人户姓名、境地顷亩、该征税粮数目，造册缴报本部立案，开写灾伤启事具奏。”认识灾伤根基情形还不敷，还需要对灾情进行量化，以便确定对应的蠲折、赈恤尺度。对于有农田受损的灾伤，更要确定受灾分数，这是勘灾最为主要的义务。所谓受灾分数是指受灾田亩数占灾区境地总数的比例，也即“总计彼灾地亩以定分数”，“以通县田土计之，其分数则有等焉”。洪武六年，朱元璋命“户部稽录渡江以来遍地水旱灾伤分数，以优恤之”。明初受灾分数划分并不细，大略分为七个级别：即成灾四、五、六、七、八、九、十分。明后期，因为财务重要，将被灾分数正确到“几分几厘”的水平，勘灾趋势于将被灾品级细化。 （自媒体久久自媒体）

赈灾现场

勘灾的究竟首要施展在呈报给朝廷的“勘疏”里，“勘疏”对灾伤的申报，一样比“报疏”具体，并且勘疏在详列灾情的根蒂上，会提出蠲折钱粮、实施赈恤的具体建议。而恰是这些建议为朝廷决议供应了主要参考，并影响着救灾决议，是朝廷做蠲折钱粮、实施赈恤决意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天启间，苏松巡抚周起元曾上疏恳求皇帝采行巡按勘疏定见救灾，“伏乞皇上悯念重地难民，敕下户部覆议，照按臣所勘疏款，一一采行，处所幸甚，臣愚幸甚。”“灾有九分以上、有八分以上者，亦乞照原勘疏，离别多寡等第，速赐决计。”二、明代对于勘灾的根基要求：力求真实和实时

勘灾是为灾后朝廷蠲折钱粮、实施赈恤供应依据，并防止处所官员虚报灾伤，那么勘灾至少要做到两点。

其一是真实。鉴于勘灾对当局救灾的主要性，是以真实是勘灾最根基的要求。

“灾有所隐，害在民生；灾有所饰，亏在国计。”

“灾分轻重，必察其实。勘之不审，今朝赈数之多寡既淆，日后蠲缓之等差亦紊。滥则奸民得以幸其泽，而帑项虚糜；隘则穷黎无以赡其生，而变端易酿，弗成失慎之又慎也。”

为包管勘灾的真实性，皇帝都邑要求务必勘实灾荒。洪武年间，朱元璋诏令受灾处处所官“从实踏勘实灾”，又令户部“差官前去灾所，覆踏是实”。宣宗要求“分官勘实”，英宗则命户部“遣官勘实”。正统二年，濮州范县黄河溢决，“上命该部勘实，从宜构筑优恤”。雷同要求处所“勘实”灾荒的皇帝敕令或号令好多，兹不赘举。

为确保勘实灾荒，《大明律》进行了明确的划定，要求官员踏勘灾伤必需亲诣田所、从实检踏，对于致勘灾不实的官员将进行严惩。“若初覆检踏仕宦，不成亲诣田所，及虽诣田所，不为专心从实检踏，止凭里长、甲首昏黄供报，中央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减分数，通同作弊，瞒官害民者，各杖一百，罢职役不叙。”

明英宗曾敕谕巡抚于谦等，要求“同卫所府州县官躬诣田亩踏”，“以险远之处，尔等不克遍历，听各委清廉官员前去踏勘，务在的实。”嘉靖年间，江西巡按魏谦吉奏：“各钦遵查照，将前项被灾处所，选委能干官员，一一沿丘履亩踏勘，核实分数。”“亲诣田所”、“躬诣田亩”、“沿丘履亩”均解说了实地踏勘的主要性。

于谦

其二是实时。救灾如救焚，勘灾的速度直接影响到救灾的速度和结果。勘灾与报灾几乎同时进行。在将灾伤初步情形上报的同时，处所官立即睁开灾伤具体情形的踏勘。勘灾破费的时间越长，当局各项赈灾办法的落实也就越迟，晦气于救灾。为此明代接纳办法增强对勘灾的治理。《大明律》划定“凡部内有水旱霜雹及蝗蝻为害，一应灾伤田粮，有司仕宦应准告而不即受理、申报、检踏，及本管上司不与委官覆踏者，各杖八十”。

大明律

弘治十七年闰四月，孝宗皇帝“命所司之勘灾迟慢者，定罪如律。”这些划定对于督促处所官实时勘灾具有必然的积极感化。三、明代勘灾机制的成长：“处所踏勘、遣使踏勘与户部覆勘的连系、监察官普遍介入、巡按主导”１、处所踏勘、遣使踏勘与户部覆勘的连系

洪武间，朱元璋建章立制，勘灾轨制初步竖立。“今岁水旱行止，地点讼事不拘时限，从实踏勘实灾，租税即与蠲免。”

固然有处所官负责勘灾工作，但出于获得更多的钱粮蠲免和物质拯救，处所官往往会采用行贿等手段使勘灾使臣接管强调灾况的灾册；或采用以熟作荒等手段，骗取勘灾使臣的信任。是以勘灾不实的问题客观上存在。

有鉴于此，洪武二十六年划定：“凡遍地田禾遇有水旱灾伤，地点讼事踏勘领略，具实奏闻。仍申合干上司，通报户部，立案具奏，差官前去灾所覆踏是实。”可见勘灾由踏勘和覆勘两个阶段组成。当灾伤发生后，首先由处所官“踏勘”领略，并向朝廷上报；同时呈报上司，并通报至户部。户部接到申报后，立案上奏，然后由皇帝遣使或授权户部差官前去灾区“覆踏”灾荒。覆踏，再次踏勘之意，表明朝廷对处所官的初勘究竟不宁神，为正确把握灾情，再派人赴灾区勘探，以审核处所官的踏勘究竟。然而，户部人手究竟有限，加之覆勘究竟是解救办法，若想削减勘灾不实问题，必需增强对处所勘灾的监察。２、监察官普遍介入下的勘灾

鉴于洪武中显现的诸多勘灾不实事件，永乐中起头要求监察官员介入处所勘灾事务。永乐二十二年，“令遍地灾伤，有按察司处按察司委官，直隶处巡按御史委官，会同踏勘”。按照这个要求，各省由按察司派官员会同处所官勘灾，直隶由巡按御史派人与府州县官配合勘灾。跟着巡按吩咐的常态化和巡抚的轨制化、处所化，抚按官起头普遍介入勘灾工作。正统年间，明英宗“敕谕巡抚侍郎于谦及河南都司、按察司、巡按监察御史……今闻历夏不雨，亢旱为灾，农亩虽种无获者多，朕甚悯之。敕至尔等，同卫所府州县官躬诣田亩踏勘……”。该敕谕的对象不光包罗河南都司，还有巡抚、按察使、巡按，由这些监察官与处所卫所、府州县官一路配合勘灾。景泰三年九月，景泰帝敕直隶、山西等省巡抚官右都御史王暹等日：“近者各府州县多奏水旱，尔等会同遍地御史、三司分投踏勘。”这一敕令要求灾区地点的巡抚、巡按、三司官与各卫所、府、州、县官一路踏勘灾伤。

巡按处所

监察官的普遍介入勘灾，有利于增强对处所官勘灾的监察，削减勘灾环节妄报、欺瞒、贿赂等现象的发生。但就勘灾法式而言，尽量有监察官的介入，但朝廷做钱粮蠲免等决意之前，仍需户部“覆实”灾情。“覆实”即审察核实，如斯以来不免迁延时日，影响勘灾效率。跟着巡按权力的扩大及巡抚的逐渐固态化，抚按逐渐成为赶过于三司官之上的灾伤报勘首要负责人。成化六年蒲月，户科都给事中丘弘因山东、河南大旱上奏云：“又各许奏灾，本部俱覆勘尔后免。故虽荷蠲免之文，而无实惠之被。请自遍地灾伤，但申巡抚、巡按，就行勘实蠲免。如无巡抚巡按，三司官奏闻者，则如旧例。……奏闻。诏如议行。”该建议获得皇帝核准，就意味着灾伤经抚按官勘实后，无需再经户部审查核实，即可奏请蠲除租税。成化十二年，又“令遍地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踏勘灾伤。系民田者，会同布政司官。系军田者，会同都司官。”这种区分分歧境地归属委官踏勘，施展了勘灾轨制的进一步成熟。

巡按处所

巡抚、巡按、按察司官介入勘灾工作，因为其监察官的身份与监察职掌，有助于强化对勘灾工作的监视，这对于削减勘灾环节溺职、靡烂现象有着主要感化。尤其是跟着巡抚、巡按在灾伤勘报中地位的提拔，这种感化施展得更为充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永乐之后勘灾有监察官的普遍介入，但朝廷遣官勘灾，处所官和监察官各自零丁勘灾的情形依然存在。３、巡按御史主导下的勘灾

固然永乐之后监察官普遍地介入勘灾工作，但巡抚、巡按在勘灾环节中的脚色与职掌，起先并无严厉的区分，二者之间难免发生职掌相侵，甚而变成嫌隙、互为奏讦的问题。为明确灾伤报勘中巡抚、巡按职掌，防止巡抚虚报灾伤、弄虚作假，提高灾伤勘报效率，嘉靖十一年令：“凡遇灾伤之年，抚按官先督行各府州县及早申报，巡按即行委官，分投审定分数，行所司造报，巡抚具奏议免。如无巡抚，巡按奏报。”从该划定可知，灾伤发生后，巡抚、巡按都有责任“先督行各府州县及早申报”，与此同时巡按“即行委官，分投审定分数”。当各地成灾分数出来后，主管官员编制灾册层层申报，经巡按核实，由巡抚上报朝廷。也就是说，从嘉靖十一年起头正式要求，先经巡按组织的勘灾，然后巡抚才能备文上奏。

针对报勘灾伤，嘉靖十一年凭据都察院副都御史王应鹏的建议划定“往后灾伤之年，抚按官先督行各府州县及早申报，巡按即委官审定分数，行所司造报，庶免致来去耽延。有司有增减分数及仍前蓦越具奏者，巡按官依例参提；”并“令永远遵守，不许侵越纷更”；巡按在勘灾环节中的焦点地位获得确立。

御史赈灾检验现场

跟着明后期灾荒的加重，这一划定在执行中也施展出天真性，以提高报勘灾伤的效率。好比，巡抚在发生重大灾伤的情形下也可不经巡按核勘直接奏报灾伤，万历九年划定“处所凡遇重大灾伤，州县官亲诣勘明，申呈抚按，巡抚不待勘报速行奏闻。”当然，这一划定的前提前提是“凡遇重大灾伤”，不然巡抚仍需“候巡按核勘”后奏闻。

巡按在勘灾中的焦点地位，还施展在没有巡按的勘疏，明后期户部甚至纰谬巡抚报灾进行覆议。万历十五年八月，南京户科给事中吴之鹏奏请蠲赈西北、陕西旱灾及东南水灾。但户部复原：“蠲免事宜，候各巡按勘报至日，酌量轻重，另行议覆。”表明户部一样在接到巡按勘疏后才会依勘疏建议对巡抚的报疏做出覆议，并提请皇帝决议。没有巡按的勘疏，户部一样不处理巡抚的报灾，且户部的处理定见也以巡按勘灾定见为根基参考。由巡按负责勘灾事务，有利于事权统一，削减权柄相侵、互相扯皮现象，且强化了对勘灾运动和巡抚报灾的监视。四、明代勘灾法式的演变

从总体来看，勘灾工作一样由处所官初步完成，并逐级上报，然后朝廷遣使或授命户部遣官核查（后由抚按官核查所代）。经由勘实的灾情呈报朝廷后，先由户部提出处理定见，最后由皇帝决计。不外，在明代二百多年里，勘灾法式并非萧规曹随，而是呈现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洪武前中期，踏勘灾伤工作初由处所官组织，后由朝廷遣使覆踏，弹性空间较大、问题较多。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勘灾由处所官初勘和皇帝遣使或户部差官覆勘两阶段构成，根基形成：处所官组织踏勘→层层上报至户部→皇帝遣使或户部差官覆踏的勘灾法式。然遣使或差官覆勘灾伤，费时辛苦，效率低下，后起头逐渐发生转变。

赈灾

永乐之后，跟着巡按吩咐的逐渐常规化和巡抚的逐渐固定化，抚按官（尤其是巡按）逐渐承担组织处所勘灾、审核把关灾伤初勘究竟的责任。灾伤发生后，由抚按组织府、州、县、卫所勘灾，并要求将初勘究竟逐级上报至抚按，这些究竟也就成为巡抚报疏和巡按勘疏的根基依据。抚按将勘灾究竟奏报朝廷后，再由户部覆勘，完成勘灾工作。大体履历：抚、按组织处所官踏勘→抚按奏报勘灾究竟→户部覆勘这一根基法式。成化六年，户科都给事中丘弘奏云：“又各许奏灾，本部俱覆勘尔后免。故虽荷蠲免之文，而无实惠之被。请自今遍地灾伤，但申巡抚、巡按，就行勘实蠲免。如无巡抚巡按，三司官奏闻者，则如旧例。”此奏获皇帝核准，成为常规，也就是说户部不再对抚按上报的勘灾究竟进行覆勘，早期的皇帝遣使或户部差官覆勘法式逐渐被抚按勘报所取代。而对于未设抚按的处所，灾伤勘报由三司官进行，仍如旧例需由户部覆勘。嘉靖十一年后，抚按在灾伤报勘方面的职掌有了相对明确划分，巡按首要负责核实勘灾究竟，并负责奏报勘疏；巡抚首要负责报灾。因为巡按本是监察官，又是皇帝钦差使臣，代皇帝放哨处所，由其审核把关并上奏的勘灾究竟被认为是靠得住的，朝廷不需要另行派人覆勘灾伤，由户部对巡按勘疏进行覆议即可。勘灾法式大体演变为：抚按组织处所官踏勘→巡按奏报勘灾究竟→户部覆议。这一勘灾法式有利于加速勘灾速度，提高勘灾效率。

施展旱灾的图片

当然，对于稀奇严重的灾祸，尤其是朝廷遣使赈灾的情形下，主赈官在睁开大规模赈灾前，也会在初勘究竟的根蒂长进一步勘实灾情，，为有针对性赈恤做好预备。进一步的勘灾能消弭初勘中存在的收支之处，使得主赈者更为正确地把握灾情，有的放矢地进行施助工作。五、明代勘灾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陪伴明代勘灾机制的成长，勘灾环节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个中有机制自己的局限，也有运行过程中的显现溺职、靡烂问题。1、勘灾机制自己的局限

一是勘灾法式与效率的辩说。因为明代通信、交通前提掉队，勘灾信息传递较慢，当这些法式严厉走完后，救灾的最好时机已被错过。是以，鉴于灾年往返勘灾而坐失救灾良机问题，明人也时常提出不经勘灾法式而径行救灾的建议。然而忽略勘灾法式也毛病不少，受灾分数若何确定？赈恤依据是什么？若何包管报灾的真实性？等等，都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通信、交通、科技等前提的限制，严厉履行勘灾法式会贻误救灾时机，而不讲法式则会毛病丛生。加之明代大多数时间不许可处所官先赈后闻，是以无法竖立起一套有效的应急救灾预案。

天启大爆炸

二是勘灾监察的泛化与弱化。永乐之后，监察官普遍涉入勘灾范畴，尤其是嘉靖间当巡按首要负责勘灾后，介入的水平更深。当巡按权力过大后，一度替代了户部覆勘工作。固然如许做在灾伤重大的情形下，有助于提高灾伤报勘的效率，但劫掠了户部一向以来对勘灾的覆核权，天然会引起户部强烈不满。勘灾范畴监察系统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和泛化，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勘灾实质监视的弱化。因为其时手艺前提的限制，作为皇帝的耳目和处所最高监察官，巡按权力泛化和扩大化，勘灾环节显现的问题没有更多的渠道传到皇帝的耳朵里。既是组织者、把持者，又是监视者，这就使勘灾陷入了无人实质监视的境地。2、勘灾过程中的溺职靡烂

一是轻率勘灾，无视民瘼。勘灾是一项较为复杂、琐碎的工作，涉及被灾人户、田亩等项，有些官员不遍历灾区做具体勘查，只凭处所官妄报，甚者以荒作熟、以熟作荒，轻率勘灾，搪塞塞责。景泰七年八月，直隶永平府卢龙县“天雨联贯，山水漫涨，田禾、生齿淹死，衡宇财物漂流”。巡抚都御史李宾却言，“低洼颇伤，高阜得熟。”而“踏勘官俱附势相同，乃至受灾者不得宽恤。自后人食树皮，响马蜂起。”勘灾官趋炎附势，不进行严厉勘灾，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二是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勘灾究竟关系着蠲折、赈恤与否以及数量几多，故而勘灾官手中的权力是相当大的。然而有些官员却只顾私利，而无视流民生死。更有甚者，还有些官员借勘灾之机收受行贿，中饱私囊。

官员受贿形象

“官长踏荒，东踏则西怨，西踏则东怨，舟车所至，攀拥叫号，里排总甲有服侍之费，有送迎之费，有造册之费，有愚民买荒之费，不如一概以全荒具申上司。”“得钱做荒，出钱买荒，其弊各种纷歧”。六、结语

总的来说，明代的勘灾从轨制设计上来说是相对完整的，勘灾作为明代灾祸应对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其成长深受明代大情况的影响和制约。

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明王朝，救灾决议最终落实于皇帝的决意。朝廷为防止处所官借救灾之机侵占仓粮，一样不许可临灾开仓拯救；处所官也不肯冒“专擅”之罪而先赈后闻。稀奇是明代后期，财力困惑，这种逆境更是严重。加之囿于通信、交通等前提，明代始终无法竖立和运行一套行之有效的救灾应急预案。在这一配景下，严厉履行勘灾法式则势必贻误救灾时机，不讲法式则溺职靡烂丛生，在勘灾法式与效率辩说的两难处境中始终难以均衡。并且，对勘灾不加监察则毛病丛生，监察部门权力过度使用，则劫掠了行政部门事权，反过来又实质弱化了对勘灾过程的监视。在巡按权力扩大甚至泛化的明代中后期，勘灾范畴监察权力与行政权力若何均衡始终没有很好解决。法式与效率、监察与行政之间的矛盾与辩说，严重影响了勘灾的速度和效率。加之政治昏庸、吏治靡烂，更助长了这一问题解决的难度。

明代末年，陕西持续大旱，当局救灾不力，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并最终将明王朝推向了覆灭的境地。

参考资料：

《大明律》

《大明会典》

《明实录》

《中国荒政全书》

《续修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