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曹操屯田为何能成功，选对了地方，更选对了人

东汉末年，华夏大地经由连番战乱之后，数以万计的公民或死或逃亡，大片地盘荒凉、颗粒无收。无论如曹操一样的乱世枭雄，照样“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兄弟，都弗成避免的陷入了粮草欠缺的危机之中。很多小军阀更是饱受缺粮困扰，是以而自行崩溃溃逃的戎行弗成胜数。 （原文来自www.jj00.com）

粮食欠缺严重影响曹操的争霸动作

（原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据史书记载，袁绍的戎行在河北有时要靠吃桑葚果腹，袁术的戎行在江淮一带有时靠吃蛤螺肉为生。而曹操也因粮食匮乏，几回住手正在节节胜利的军事动作。如:第一次东征陶谦，就因为粮食难题半途退军;与吕布在兖州对决时，也因为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撤军去清剿黄巾贼以获取赋税。

粮食的欠缺甚至还一度影响曹操迎奉皇帝的动作。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曹操率军西行，到洛阳去迎接汉献帝，固然仅率领千余士卒，依然严重缺乏军粮，多亏走到新郑（今河南郑州市新郑）地界时，新郑长杨沛将保留的几千斤桑葚干尽数掏出以供军粮，才解了燃眉之急。

迎奉皇帝后，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

不外，迎奉皇帝固然让曹操获得了“挟皇帝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却也加重了其集体的经济肩负。洛阳其时已经是一片废墟，中下级朝官都必需跑到荒郊外外采野菜为生。同时，曹操在崛起过程中，四处镇压和收编黄巾军，如镇压青州军时，“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后来又击败收编何仪等部，这些人的生计也需要尽快想法子解决。在其时的情形下，屯田是独一可行的法子。

与其他“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的汉末军阀比拟，曹操屯田具有以下优势：

选对了处所

曹操占有的兖州、豫州等地都是昔时黄巾起义的重灾区，不少处所还遭到了西凉军的烧杀，是以田主豪壮大批逃亡或许灭亡，他们名下的大片地盘成为无主之田，个中颍川郡等郡县公民甚至到了十不存一的田地。曹操定都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后，正好能够就近将这些境地收归己用，这些都是经由多年耕作的肥饶农田，能够直接耕种并取得收成。

同时，许昌作为曹操集体的暂时首都，也是其统治区域的焦点地点，掌握非常细密，即使黄巾军俘虏们多量群集，也不消担心他们有胆量兵变。后来的事实证实，无论吕布、刘备占有徐州，袁术北上狙击，许昌周边的屯田区域始终不乱，，农业生产也得以持续正常进行。即使官渡之战，袁绍10大军南下，也被曹操倾尽全力隔绝在官渡疆场，没有让他袭扰许昌周边。

选对了人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曹操非常正视屯田工作的主要性，并将其作为国策，历久身体力行。正如他后来在《置屯田令》中讲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并世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为了完成这项事关霸业成败的艰难义务，他上奏朝廷，录用枣祗、任竣、韩浩等人担当典农校尉、屯田都尉等官职，周全负责许昌周边的屯田事务。

事实证实，曹操切实有一双慧眼。以枣祗为例，他工作上谨小慎微，经常率领僚属们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认识实际情形，强调精耕细作，最大限度增加收成。在制订相关轨制时，他的定见老是有独到的看法，如在确定地租收取体式的问题时，枣祗就否决多数人主张的“记牛输谷”法，不按照公民使用官府耕牛的数量来确定税额，而是凭据每年的实际收成，按必然的比例收取租谷，熟年多收，歉收少收，提高了公民的生产积极性。

因为行动适合，加优势调雨顺，许昌周边屯田头一年竟然就“得谷百万斛”，取得了伟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