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择臣，臣亦择君”—李光地的事君之道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人,授编修。历任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通政使、兵部侍郎、顺天学政、工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兼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职。康熙五十七年死于北京,享年77岁,谥文贞,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同时代的学者尊称其为“安溪师长”,或尊称其为“安溪李相国”。李光地有一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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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同伙皆尊贤也。君择臣,臣亦择君。同伙同德、同术、惩恶、规过,都是尊贤。” （自媒体久久自媒体）

以这种立场看待皇帝,真可谓不卑不亢,有儒者俊伟刚严的气概、蔼然寂然的风度。 （本文来自www.jj00.com）

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当然不是说大臣能够随意选择本身认为好的皇帝。在传统社会中,谁当皇帝是既成事实,一样是大臣所无法选择的。所谓“臣亦择君”,在李光地那边首要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当君主不克用正道直行之人的时候,本身决不去迎合君主;当着君主能用正道直行之人的时候,本身才能为其所用,这是第一层意思。二是“以下变上”。李光地深知以下变上甚难,但认为并非弗成能做到。只要擅长进言,对峙不懈,皇上也是能够改变的。

然则,以这种立场来看待皇帝,在具体实践中是李光地是若何将其理论与实践统一路来的呢?

一、若何处理君臣关系？

李光地认为,君臣关系应该像同伙一般,互相尊敬,互相劝戒,齐心同德地把国度治理好,而不该该品级森严,使大臣布满怕惧,不敢进言。他认为君臣关系若何,关系到国度的盛衰。《榕村语录》记载他说:

“古者君臣如同伙,情意相洽,进言亦易,畏惮益轻。人初起时,君臣席地而坐,饮食必共,上下同心,死生同之,故强大无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差别贵贱,体势日益爱崇而势随衰。高祖初得世界,群臣故无礼,叔孙通不外记得很多秦家轨制耳。杜工部云:叔孙礼乐萧何律。其实坏事就是此二件。”

在这段话中,李光地明确透露否决令大臣畏惮的“秦家轨制”。然而,“秦家轨制”已陆续两千年,这在其时来说尚且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实际,李光地也若何这种轨制不得。

要害在于若何才可以在这种轨制下获得君主对本身的尊敬和信任,以施展本身的本事。臣究竟是为君所用的,君对臣的立场若何,关系到臣的命运,稀奇是对于有必然政治理想的臣来说,君的立场关系到臣的才略可否获得施展,政治理想可否获得实现,所以前人有“非才之难,所以自用其才者实难”之叹。对于这一点,李光地心里也十分清楚,但他强调,臣应该起劲使君倚重本身,而不是使君“亲”本身,应该起劲使君“敬”本身,而不是使君“爱”本身。前者是靠真手腕,后者是靠捧臭脚。李光地稀奇厌恶后者,他说:

“仕进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亲;不求见敬于君,专求见爱于君,最是恶新闻。”

李光地之所以可以博得康熙帝对他的尊敬和信任,首要在以下三点:

一是凭借他的真才实学。

李光地经常向康熙帝进呈他本身所写的著作,以便让康熙帝能从中学到“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事理。他之所以可以说服康熙帝正视引进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是因为他本身先对西方天文历算之学做过一番卖力的研究。每逢过“万寿节”时,群臣们都争着向康熙帝供献古玩珍品,唯有李光地向康熙帝供献文假名著,供康熙帝阅读。李光地对于中国文化的渊博常识,激发了康熙帝对于学术文化的普遍乐趣,因而对可以为他析疑解难的李光地也就分外倚重。

二是“议事不委顺随人”。

这是康熙帝对李光地的评价。明珠党擅权之时,往往一人提议,世人立马赞同,李光地却不愿随声赞同,而且私下里劝明珠洁身自好,不要被外观上倚赖于他的一帮小人所行使,成为小人们谋私利的对象。于成龙当政时,鼎力卖官,满朝官员只有李光地、彭羡门、杜秀水三人不愿签书画押。康熙帝虽难免对李光地不赞成卖官有定见,但最终照样接管了李光地的建议,住手了卖官。

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李光地同心事君,几乎是把君主作为独一的同伙。

在古代传统社会中,君主是世界国度的象征。李光地强调为臣者必需同心事君,便是为世界国度着想。是以,为臣者必需同心为公为国,不植私党,不谋私利。

李光地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索额图势盛时,李光地从没有到索额图尊府拜望过;当明珠权倾满朝时,李光地也没有倚赖明珠,反而因直言劝戒明珠而引起了明珠手下一批小人们的憎恨;于成龙辅政,更是炙手可热、气焰熏天,满朝大臣争相趋承奉承,李光地偏不愿俯就,从不登于成龙之门,只有李光地和杜秀水二人。李光地因介绍德格勒而获罪之后,尽管他介绍德格勒并非谋私,但他并没有消极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此后迎合显贵,相反,他加倍对峙本身，，他并不因为仕途坎坷而改变本身的立身立场。

因为他不植私党,不谋私利,因而冒犯了很多人,但他却是以而慢慢博得了康熙帝的信任,终于走出了十年的人生低谷,由侍郎升迁直隶巡抚、吏部尚书,青云直上文渊阁大学士,至于“位极人臣”,但他亦不因得志而改变立身的立场。康熙晚年,因太子废立之事而坐立不安。只有李光田主张太子废立之事应由康熙帝“天心独断”,不容任何人干涉,以避免因统治集体内部的事件而造成社会政治动荡。康熙皇帝的机要建储规划,就是在李光地的开导下而确定的。

二、若何向皇帝进言？

在古代社会中,皇帝是世界至尊,向皇帝进言是很难的。韩非作《说难》,把向皇帝进言比作捋龙须、撄逆麟,因而他教给人一套免遭杀身之祸的方式,但说来说去,都是教人若何逃难,消极提防,而不是教人若何接纳有效的体式劝戒皇帝为世界做更多的功德,积极进步。所以,中国历代当臣子的,要么一尘不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要么擅长揣摩,巴结奉承,讨好邀宠;要么就是犯言切谏,不讲体式,更岂论结果若何。汗青上似乎还没有一个当皇帝的不爱听好话，唐太宗对照有听取分歧定见的雅量,但以魏征之直言敢谏,也照样险道杀身之祸。康熙皇帝的器量不及唐太宗,从他处分陆陇其、杀戴名世之事可见。李光地有本身一套表达了本身的看法、又能使皇帝接管的有效体式。

一是对康熙帝做得不敷彻底的功德,鼓励他将其做彻底。

例如康熙帝接纳免除赋税的法子来减轻人民的肩负,但这一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却不轻易,往往在免除之年处所仕宦仍然能够借征收上年积欠的赋税为名义给以额外的加派,从这一政策得益的是处所官,而不是人民。李光地为了根除这一毛病,让康熙帝把功德做究竟,即向康熙帝进言道:

“上视民如伤,屡赐蠲免。然鹚免之岁,旧逋未与住手,……若遇蠲免之岁,概停旧逋之征,..终岁歇息,实沾鸿仁矣!”

李光地要康熙帝在免除之年将以往积欠的赋税一概免除,先颂扬康熙帝“视民为伤”,继则又说让老公民“实沾”皇上的“鸿仁”,使得康熙帝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堵住了处所官的破绽,将免除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对康熙帝实行的准确政策,鼓励他持续实行下去。

例如康熙帝为了调整满汉民族关系,南巡时亲谒明孝陵,并说想实行优遇明王朝遗裔的政策。李光地立刻借此施展,鼓励康熙帝实行这一政策。《李文贞公年谱》记载他说:

“胜国之遗秩以三恪,周德所以盛也。我朝之待前代,就其陵寝岁修祀事,为设守户,遘上南巡展拜孝陵,且有加礼,四海臣庶皆知。上盛德在躬,实能方轶有周,如周子南君之事,不足以云也。”

在这段话中,李光地经由颂扬康熙谒明孝陵的动作,鼓励康熙帝在看待明朝遗民的政策上要比周武王、周公对于商代贵民的政策做得更好。康熙帝听了李光地这一席话,深为信服。

三是对康熙帝所示意出的某种善端,借以大加施展,扩展其内涵,促使其在处理个体事情上的善良行为向具有遍及意义的既定方针转化。

例如:对于重大案件被连累的人,只有在皇帝开恩的情形下才得以赦宥。康熙五十三年四月,李光地在恳求康熙帝赦宥福建陈五显余党眷属1300余人的流配之罪今后,看到康熙帝对刑部判案的错误之处的驳正,就借此机会去见康熙皇帝,一面赞扬康熙对于陈五显案的仁德，一面鼓励康熙多做雷同事情，同时暗示康熙对于刑部判案的破绽。康熙帝听了很愉快,按受了李光地提出的方针。

四是对康熙帝日益滋长的骄傲情绪,经由向康熙帝讲《易》理和颂扬康熙帝“不骄傲”来达到劝戒进谏的目的。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的一天,康熙问及《易经》鼎卦的“鼎覆悚束”之义,李光地回覆说:

“《易》例以九四应初六者多凶,为居大位而呢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亦多凶,为位近君而任刚德也。鼎四既犯二例,又卦中三阳者鼎腹至四至腹满矣。物弗成满,满则必覆。禄位固尔,功名亦然,即学问有骄傲之心,德必退矣。”

在这段话中,李光地为申饬康熙皇帝不要骄傲骄傲,有意将爻辞讲力不克胜任而导致倾覆的原意改为“有骄傲之心,德必退”的意思。这本是一套附会之辞,但却给康熙帝敲了警钟,使他受到震动,为之猛省。史载康熙帝听了李光地的这一席话后,为之

“悚然,嘉许者久之”。

李光地念书事君乃至用,真是做抵家了。

竣事语

李光地是清朝康熙时代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惟家。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在搁浅三藩之乱、统一..、治理水患、澄清吏治、奖掖学术、成长教育、选拔人才等实际事功方面,稀奇是在为清当局奠基思惟统治的重心方面,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度,对康熙时代的社会安宁、经济成长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主要的进献;李光地的平生,几乎能够说是康熙时代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