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峰：朱元璋清洗旧臣的递次

一、明初诸侯的派系分野 （自媒体久久自媒体）

洪武三年（1370）底，明朝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公、伯数量较少，不足以言派系。二十八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位次前后，关乎地位凹凸，而排位的尺度是什么呢？

一眼看去，这个排序既不按官职凹凸，也不按俸禄几多，而是按照到场赤军的日夕顺序，分组排定。这一原则，使身世濠州的旧将十四人位居前列。无论是位高名重的水军首领廖永忠，照样对赤军容身江南作出决意性进献的康茂才，以至军中最骁勇善战的上将傅友德，都只能排在大量平庸战将的后背。濠州赤军、巢湖水军、渡江后降将三大派系，泾渭分明。 （本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朱元璋在濠州赤军中稍属后起，二十八侯的前十四人中，既有先为同列后为部下的，也有直接投奔朱元璋的。若以归属朱元璋的顺序论，唐胜宗、陆仲亨等年青年头侍从最早，郭子兴、王志、费聚等老牌赤军直到甲午年（1354）才改属朱元璋管辖，郑遇春、吴良、吴祯直到这一年才到场朱元璋所部赤军。这个顺序与封侯位次非常吻合，只有排名首位的汤和是破例。汤和本是资历最老的赤军高官，但很早就与朱元璋深相结纳、甘为部下，又有封公之勋，只是因有过而仅得封侯，理应置于诸侯第一位。总之，濠州旧将内部的位次，是以归属朱元璋的“从龙”递次为主，以在赤军中的资历为辅。

十四人中，有十一人来自濠州的附郭县钟离县，三人来自定远县。元代的濠州，下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濠州赤军是先起于定远、后据濠州的，所以诸将无论来自钟离照样定远，都可称为濠州人。后十四人，绝大多数也来自淮西区域，但皆非濠州人。籍贯是否一个要害身分？朱元璋是钟离县西村夫，与费聚、王志、顾时尤属近邻同乡，但这些人的位次都在定远县人华云龙之后。六位公爵中，除徐达是钟离县人，李善长、常遇春、冯胜来自定远县、怀远县，李文忠、邓愈更是来自泗州的盱眙县、五河县。可知与朱元璋同乡，甚至籍贯钟离县、濠州甚至“濠泗”，只是一个天然现象，而非“评分尺度”。

六位公爵中，徐达之外的其他五位，，是在甲午年（1354）秋南下滁州到乙未年（1355）夏渡江前夜才归属朱元璋的，居然晚于上述十四人。乙未年（1355）夏赤军渡江，一举奠基立国根蒂。后来，濠州旧部与在江北新到场赤军者，皆称“渡江旧人”，明初君臣常以“从朕渡江”“从上渡江”为标榜。“渡江旧人”，是否也是一项要害指标？

赤军能渡江，是因为乙未年春巢湖水军的介入。与常遇春、冯胜等小股势力比拟，巢湖水军兵多将广，诸将历久占有高位，在开国进程中多次施展要害感化。可是，巢湖诸将没有人跻身公爵，在后十四人中仅有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四席。诚然，巢湖水军的首要首级廖永安、俞通海、赵手足、张德胜等在洪武三年（1370）时已离世，剩余代表人物是他们的兄门生侄。

可是，这些幸存者的官位和军功，远远高于唐胜宗、陆仲亨、王志、郑遇春等人，所得封赏极不相等。对此，朱元璋注释道说：“御史医生汤和……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乃私其奴仆，废坏法律。廖永忠……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徼册封。佥都督郭子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规律，虽有劳绩，未足掩过。此四人，止封为侯。”

所谓“止封为侯”，言下之意即四人皆有封公资格。其实，汤和、郭子兴两位濠州旧将功勋平平，只是资历特深，而的确劣迹斑斑。赵庸、廖永忠两位巢湖旧将，则全凭军功，“私其奴仆”“徼册封”等罪名，显着是欲加之罪。封侯同时，有六人与诸侯同受重赏但不得封，前二人就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和金朝兴。显然，同为“江北旧人”中较晚到场赤军者，巢湖水军受到了锐意的压制，与常遇春等江北新赤军的待遇相去甚远。

巢湖水军只比常遇春等人晚一点点到场赤军，但投奔对象分歧。甲午年是朱元璋早期起家的要害时刻，对此他回忆：“倡农民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后来又回忆：“率二十四锐者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率练之。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入滁阳，葺城以守之。”朱元璋从三千、二万平分得相当部门，遂得独力南下滁州，一个包罗徐达等旧属和李善长等新人的焦点群体就此成型。

不久，上级将领陆续来到滁州，朱元璋遭到猜忌、减弱，但私属班底没有拆散，而且以赤军某部首领的身份回收了邓愈、常遇春等人。乙未年（1355）夏，濠州赤军接管了龙凤政权的录用，朱元璋在军中位列第三，巢湖水军就是在此之后来降的。巢湖水军实力雄厚，投奔的是这支赤军而非朱元璋，此时双方弗成能竖立私人归属关系。等丙申年（1356）朱元璋夺得三军向导权后，其他濠州旧将或巢湖水军甚至新屈膝者，无论怎么衷心拥护，也来不及竖立微时慧眼识英雄的私人关系了。所以，“渡江旧人”的要害不在“渡江”，而在“旧人”，即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的“从龙”关系。

甲辰年（1364）朱元璋初创卫所时，各卫主官可考者二十一人，个中濠州旧将十五人，江北到场者有丁德兴、吴复、金朝兴三人，渡江后到场者有傅友德、康茂才、朱亮祖三人。洪武三年（1370）封侯时，除孙兴祖、蔡迁已死，沐英年位尚低，其他十二人悉数封侯，即诸侯前十四人中汤和、周德兴之外的十二人。显然，王志、郑遇春这些中级将领封侯，凭靠的恰是甲辰年（1364）任批示这个资格。然则，其他六人中，除丁德兴已死，连渡江后到场的三人都封侯了，江北新到场的吴复、金朝兴却未封侯。

二人本系元军将领，值得存眷。卫所选簿说起明朝开国前到场赤军的体式，有“从军”、“归附”、“归附从军”等用语，“归附从军”仍属“归附”，好多武士是在明朝竖立后当兵的，算“从军”，有些早在渡江前到场的，仍算“归附”。个中要害，不在于参军日夕，而在于到场赤军以前的身份，究竟是布衣或反元自立者，照样属于其他阵营的武士。勋贵的身世也严厉区分为“从军”和“归附”。《明功臣袭封底簿》记录了八位明初勋贵的身世，个中吴复为处所义兵将领，康茂才为元军将领，俞通源为其他赤军系统的将领，常遇春则“原隶群盗刘聚手下，闻太祖驻兵和州，领众十人来归”。

这四人都在此前到场了其他组织，接管了其他阵营的录用，无论是自动来投奔照样被俘屈膝，都只能算“归附”。个中只有费聚、常遇春较为特别，前者是以老赤军而非来降者的身份投靠朱元璋，关系亲密；尔后者单身来投，易于与朱元璋竖立私人隶属关系。

按此尺度，江北新到场者可分两类。凭据史料判断，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愈皆为“从军”。而丁德兴的列传中注明“城口归附”。吴复投朱元璋后，“察其底里，无他，俾领前驱”。《明太祖实录》中巢湖水军主将廖永安、俞通海的官方列传注明为“降”。诸将必皆属“归附”。吴复、丁德兴与巢湖诸将同遭压制，解说“从军”和“归附”身世，也是主要指标。

总而言之，到场赤军阵营的日夕、“从军”与“归附”的不同，甚至籍贯是否濠州等等身分，都邑影响到勋贵封赏。但归根究竟，与朱元璋确立主从关系的日夕，是决意勋贵排名的首要指标。“渡江旧人”中的“从军”者，形成了与朱元璋关系最亲密的第一圈层，不妨概称为“濠州从军”者，个中包罗以私人关系和超群军功跻身于此的常遇春。“渡江旧人”中的“归附”者，一样籍非濠泗，与朱元璋的私人隶属关系不彰，洪武三年（1370）封赏时受到压制，形成了第二圈层，可称“江北归附”者。渡江后屈膝的将领，能在明初勋贵中占有一席之地，要么依靠军功，要么依靠率领大队人马归降，概属“归附”者且与朱元璋私人关系稀薄，组成了第三圈层，可称“渡江后归附”者。濠州从军者组成了公爵的全体和侯爵的前半部门，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二、洪武前期勋贵兴衰的派系配景

诸臣与朱元璋的圈层关系，不光影响到勋贵在国初获得封赏的情形，对于厥后的胡蓝党案等一系列屠戮功臣的过程，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朝竖立后首次殛毙功臣，是洪武八年杀廖永忠。其原因先后有僭越、受杨宪连累、杀韩林儿等多种说法。廖永忠在杀邵荣、杀韩林儿这两次最主要的政变中，都饰演要害脚色。他不是濠州赤军旧将，与邵荣、韩林儿本无渊源关系，而作为“归附”者中的头号人物，在要害时刻的姿态至关主要。“他的被杀”，隐约显现出“归附”者功高位重而难免首遭清洗的前景。

从洪武三年到十三年，涌现了一批新封、进封的勋贵。洪武三岁尾，此前因罪未封的名将薛显封永城侯，仍因罪谪居海南。薛显很或者是龙凤政权下的赵君用、毛贵旧部，但时当辛丑年（1361），无论原属淮东赤军照样元朝抑或张士诚部，前来投靠朱元璋只能是“归附”了。他与汪兴祖，本应在首批封侯之列。

洪武十年，甲辰“从军”中独一尚未封侯的沐英，在并无新功的情形下封西平侯，而昔时的“归附”批示吴复、金朝兴仍无册封。洪武十一年，汤和由中山侯进封信国公。其实，在洪武四年的四川之役中，汤和顿兵遭斥，傅友德、廖永忠则被朱元璋誉为“傅一廖次”。在洪武五年漠北之役中，汤和兵败丧将，而傅友德独建殊勋。但濠州从军者汤和的资格，压服了归附者傅友德、廖永忠的军功。

洪武十二岁终胡惟庸案前夜，一批多半督府佥事封侯。个中曹兴、周武、张温皆系“渡江旧人”，蓝玉、谢成、张龙、曹震为濠州从军者，仇成、吴复、金朝兴、叶升是江北归附者，王弼是渡江后归附者。吴复、金朝兴是甲辰年批示使、批示同知，其他江北归附者在甲辰年（1364）多任主官以下的批示佥事，濠州从军者其时多任千户。这批新封勋贵中，江北归附者占有较大比例，但资历较浅的濠州从军者与资历较深的江北归附者待遇沟通，优待很显着。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中书省、御史台、多半督府三大衙门的最高官员，除右御史医生安然被斥还乡外，其余均遭殛毙。个中，胡惟庸、毛骧、陈宁、涂节、汪广洋、安然、丁玉等，皆为渡江后到场赤军者。他们或是投奔朱元璋较晚和“归附”的濠州人，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皆非濠州从军者。案发后，中书省与多半督府被取缔，御史台则由勋贵之首李善长出山掌握。可见，胡惟庸案中，皇帝并未袭击“淮西集体”或任何勋贵，而是清洗了庖代勋珍贵职的新锐官员，能够视为以濠州从军者为主导的勋贵集体对新进官员的胜利。

胡惟庸案后，渡江后归附者朱亮祖、胡美被杀。而此前，濠州从军者华云龙、与朱元璋同村的周德兴虽犯下与之雷同的罪名，但均获从轻处理；其他濠州从军勋贵也有犯罪降调者，但无一遭到诛杀。渡江后归附者得封侯，多依靠率领大股部众来降，少数如杨璟、傅友德是靠交战之功，而康茂才、朱亮祖、胡美等三人则两者兼备。康茂才是作为集庆路守将屈膝的，所部“连眷属数十万口”；朱亮祖所部十分强悍，屈膝前多次重创赤军；胡美所部则是陈友谅在江西全省的势力，手下于壬寅年动员南昌兵变，赤军损失惨重，朱元璋仍惮胡美而“特宥之”。至此，康茂才前已病卒，渡江后归附的三股最强势力的首领悉数离世，江北归附者对旧部有影响的人物也只剩南雄侯赵庸一人。

洪武十三年至洪武二十三年，又增加了一批新封、进封的公侯。渡江后归附者傅友德进封颍国公，濠州从军者蓝玉进封凉国公，皆由新建大功。封侯者中除张翼、朱寿是江北归附者，纳哈出是元朝降官外，皆为濠州从军者或厥后代。在此时代，胡党连累甚众，但勋贵中只有已死的渡江后归附者梅思祖被追论，亦仅以其子谪为辽东都批示了事，其他勋贵平安无事。

总之，从洪武三年封赏勋贵到洪武二十三年诛戮胡党的二十年间，明初勋贵集体中的濠州从军者持续扩大着优势地位，未受任何触动，而归附者中带来大股部众且军功卓著的几位勋贵则遭覆灭。

三、胡蓝党案的派系配景

洪武二十年、二十一年，明朝动员两次大战，彻底击败了北元实力，勋贵集体的行使价格不复存在。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爆发，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被杀。而陆聚、黄彬、郑遇春的终局，不见于《明太祖实录》，三人若非与李善长等同遭殛毙，即此前已死而遭追论，洪武二十三年已不活着。

此时，洪武三年所封勋贵大多已经灭亡，勋贵的主体已是袭封的子侄和新封侯者。朱元璋发布追论已死的胡党分子，有胡美、顾时、陈德、华云龙之子、王志、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金朝兴。钱谦益指出，其实还有邓愈之子、吴祯、俞通源、薛显、吴复。由此，胡党案连累勋贵共二十二家，他们的子孙或遭屠灭，或受连累。

个中，二十家来自洪武三年所封公侯，此外的吴复、金朝兴，恰恰是洪武三年曾遭压制、后来才得封侯的两位甲辰年批示，而其他新封勋贵无一受到连累。此次大残杀的方针很明确，只是开国初期的老一辈勋贵及其子孙。

二十二家中，濠州从军者十一家，江北归附者四家，渡江后归附者七家。这个比例与洪武三年款式一致，似乎不分从军、归附，一视同仁。然则此前归附者已屡遭清洗，在老一辈勋贵集体中的比例已下降，此时占涉案者比例仍居高不下，可知归附者受袭击更重。此后幸存的老一辈勋贵之家，即未遭连累和虽遭连累追论但子嗣未绝、待遇未取缔的家眷，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汤和、周德兴、耿炳文、郭子兴、吴良、吴祯、吴复、俞通源、傅友德、薛显、韩政、曹良臣共十六家。个中，十家为濠州从军者，两家江北归附者，四家渡江后归附者。若是去除前四位洪武三年所封公爵，则从军与归附比例，甚至濠州、江北、渡江后的比例，依然如故。

但洪武三年后的新进勋贵们全体免于连累，改变了此时勋贵集体的派系构造。新勋贵计有沐英、蓝玉、谢成、张龙、曹兴、叶升、曹震、张温、王弼、李新、陈桓、胡海、郭英、张翼、纳哈出、朱寿、张赫、孙恪、濮屿和张铨，共二十家。个中，十七家能够确定身世，濠州从军者十二家，江北归附者三家，渡江后归附者仅两家。新旧合计，濠州从军者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渡江后归附者进一步衰落了。

蓝玉党案历来被视为“胡党之流祸”。然则，蓝党案的残杀对象与胡党案有显著区别。据《逆臣录》，牵入蓝党案的勋贵，有蓝玉、常遇春之子常升、张翼、陈桓、曹震、朱寿、谢成、张温、曹兴、孙兴祖之子孙恪、韩政之子韩勋、曹良臣之子曹泰、纳哈出之子察罕、濮英之子濮屿、桑世杰之子桑敬、何真之子何荣。

此外，《明太祖实录》载，俞通源之弟俞通渊被黜还乡里。常升是蓝玉的外甥，必遭连累。孙兴祖、桑世杰、濮英之子，皆因父战死尔后来得封。纳哈出、何真之子，父皆洪武三年后得封而由子袭爵。只有韩政、曹良臣两家算是老一辈勋贵。可见，蓝党案几乎未涉及洪武三年勋贵，而是针对洪武十二年、十六年以攻击西番和云南军功得封的新进勋贵，与胡党案形成了光鲜对比。

十七家勋贵中，除张温、曹兴不知身世，蓝玉、常升、谢成、陈桓、曹震、孙恪、濮屿七家为濠州从军者（姑且将常遇春系统的蓝玉、常升算作从军），叶升、张翼、朱寿、俞通渊、桑敬、曹泰、韩勋、纳哈出八家为归附者。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后，归附者在勋贵集体中的比例已不到三分之一，而在蓝党案遭诛戮者中又占了一半。此后见于记载的勋贵，归附身世者只剩下吴复、傅友德、王弼三家，而徐达、李文忠、冯胜、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张龙、李新、郭英、张铨诸家，皆为濠州从军者。

洪武二十七年后，王弼、李新、张龙、薛显后人等，亦陆续被杀、作古、罢袭。在洪武末年和建文时期，见于记载的勋贵家眷，唯余徐达、李文忠、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吴复、郭英等八家。个中，沐英是朱元璋的义子，郭英是朱元璋溺爱的郭妃之兄。此时残存的勋贵集体，除吴复属较早投奔朱元璋的江北归附者，都是濠州从军者中的老一辈勋贵之家和与朱元璋私人关系极深的新贵。

甲辰年卫所主官的人选，与洪武三年勋贵的位次，一致展示出明初开国勋贵集体的内部门野。卫所、部众、将领的轻重亲疏，既不光仅论籍贯是否属濠州，也不光仅论到场赤军的日夕，而是更正视与籍贯、时序大体吻合的“从军”与“归附”身世。由此，甲辰年前，军中存在着朱元璋直系、濠州赤军、江北归附者、渡江后归附者等条理，而到洪武三年，大体分为从军与归附两系。各卫所主体人众与列位勋贵在洪武时期的分歧命运，则展示出：明初军中存在着一个以朱元璋为焦点的、优势稳步扩大的濠州“从军”集体，在开国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归附”各部则受到压制、袭击，逐渐退出了焦点位置。洪武中期的亲军卫人众，和洪武末年的勋贵集体，已转化为近乎清一色的濠州从军者。

濠州从军者的焦点地位，解说明初并不存在一个政治倾向、好处追求一致的“淮西”集体。朱元璋与勋贵集体之间，并非一贯的匹敌、袭击关系。在君权极端膨胀的配景下，朱元璋仍然历久培植、行使、保留了与本身有亲切私属关系的部门勋贵。这个有浓烈“濠州”与“从军”色彩的派系，与君主互相借势，一向组成明初勋贵集体的焦点主体。明初卫所的兴衰，甚至君臣之间、文武之间的兵权分派等轨制现象的演变，都是在这个派系配景下睁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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