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国元帅和大将、上将、中将待遇区别！(3)

      许光达1955年9月10日”

（本文来自www.jj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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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 （本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都拗不过他，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谈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欧阳青在《..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上)》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谭震林还真去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谭震林丝毫没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对部下很体贴。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被评定为少将的钟伟。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

      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还有，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中，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有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去做了。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并未违反党的规定，也不该因此受到人格和品德上的质疑或批判。只是相比较而言，让衔者当然更值得尊敬、佩服，甚至是敬仰。

      就这样，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过程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也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状态，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