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的..军衔：新四军军长军衔是最高级

      本文摘自《湖北档案》2005年第08期 作者：徐平 原题为：鲜为人知的建国前我军军衔

　　今年（编者按：2005年）是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50周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军未能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当时我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有些高级干部还佩戴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而且，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年代我军还曾两次酝酿在全军范围内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里许多中**员都有军衔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武装，许多后来的我军将帅当时都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且都有军衔(当时叫军阶或阶级)。譬如朱德就曾有过中将军衔。从近期发现的朱德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将的时间是在1922年春之前。1922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的杨廷材要回云南老家为母亲祝寿。他的好友—即将赴欧洲留学的朱德知道后，挥笔写下对联一副，上联：片瓦传千古，下联：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很快请人将此联用行书书写并镌刻在一块大石碑上。 （本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后来，朱德从欧洲留学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15日，授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规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衔制度。陆军中将符合晋升上将条件者，因受员额所限可先加上将衔，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待上将空出缺额后，再从中将加上将衔者中择优正式晋升上将。

　　在国民革命军中，授过将官军衔的中**员至少有20人。他们是：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刘伯承，1926年12月31日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五军军长(未就职。1927年4月撤)；贺龙，1927年6月15日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2日撤)。

　　中将有10余人：郭沫若，1926年9月25日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27年7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26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1926年9月8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1925年8月26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叶挺，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李之龙，1926年3月任国民政府海军局党代表兼代理局长；刘伯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1927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等等。 （原创文章久久自媒体）

　　少将则有孙炳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季方(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萧劲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刘志丹(国民革命军平凉甘军新编第十三师十一旅旅长)、蒋先云(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追授陆军少将)等10余人。

　　他们的军衔，都是在南昌起义前获得的，即中国..建立革命武装之前。1927年南昌起义后，许多国民革命军军官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呢军服，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被称为“红军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对联，生动描述了红军将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

　　抗日战争初期，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军队相同。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团团长张才千、一二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