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惊叹中国太恐怖：中国人竟在复制整个世(4)

　　西方民主国家的规则制订过程往往是公开且透明的，属多个不同脑袋碰撞的结果，因此，制订出的规则也能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国的规则往往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拍脑袋”的结果，其他参与决策的人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这样的决策过程缺少科学性不说，而且往往对规则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考虑不周，甚至会起到逼着当事人变通，否则难以存活的效果。媒体曾披露，前两年河南一运输车主因为超载和冒充军车的罪名而被高速公路管理局罚款三百多万的案例，后来这位车主对媒体说，如果不超载，不冒充军车，他们搞运输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会亏本。一时间，高速公路因为收费过高有“抢钱”的嫌疑遭到各方的鞭挞。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例至少暴露出，收费的依据和规则的制订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最重要的当事人即付款人司机的正当权益。

　　之前我们在各种渠道上被灌输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人发明，而..人善于模仿和拷贝，今天看来，部分国人的模仿和变通能力早已超越了..人，否则，比模仿更有劲道的“山寨”一词不会在中国横空出世，大行其道。据报道，这一词汇即将编入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依目前趋势，“shanzhai”（山寨）步“gongfu”（中国功夫）之后尘成为英文流行单词估计仅是个时间问题。毕竟，这个词太有中国特色了。 （原文来自www.jj00.com）

　　山寨的本质是虚假，因此，一切假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山寨。除去制造业这个重灾区之外，山寨还体现在不少政府部门的政绩工程中，如统计部门提供的虚假但光鲜的数字，政府主办的“面子工程”等等，也都属于山寨行为。因为，为追求政绩和面子而实施的项目往往体现的是少数领导的意志，并非多数纳税人的意愿，因此，它们本质上是虚假的。

　　山寨的害处主要体现在，它损害了一个社会最蓬勃向上的力量，即人类的创新精神。以从事创新的企业来说，如果他们付出巨大投资和风险的新产品刚投入市场，就出现多个不同版本的山寨货，那么，这家企业的投资就不可能收回。这严重挫伤了创新的动机，其他厂商也不会贸然进行具有风险的创新活动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要鼓励创新，政府就必须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至少要确保他们能够收回投资。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以说，创新与山寨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如果山寨产生的根源不根除，我们便无法建立一个创新型社会。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过多的变通不仅导致中国山寨的盛行甚至猖獗，而且有可能使各级政府常挂在嘴上的口号“建立创新型社会”成为一句空话。

　　1994年，当时还年轻气盛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老牌杂志《外交》上发表了惊世骇俗的《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与多数唱赞歌的人不同，他犀利地认为亚洲奇迹根本就不存在，亚洲繁荣也是短命的，根本原因就一个，即亚洲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靠具有创新意义的技术进步所推动。当国际学术界正为这篇文章的论调打得不可开交时，亚洲出现了金融危机，因此，有人说这位保罗预测到了亚洲出现的经济麻烦。这为他赢得了声誉，前几年，他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奖。

　　可以说，克鲁格曼18年前的思想一样适用于解释中国当今的经济表现，按照他的凌厉逻辑，如果我们迟迟建立不起来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我们目前的经济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经济奇迹不过是写在水上的一场骗局，如同海市蜃楼，坊间流传的神话般的“中国奇迹”其实并不存在，而难以复制和输出的“中国模式”更是一种欺世盗名的说法。

　　不幸的是，山寨思维和现象已渗透到我国各行各业。看不见的山寨思维和看得见的山寨产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既涉及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包括物质层面的产品，部分国人热衷甚至迷恋于山寨产品。山寨具备了一种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大有愈演愈烈，难以扭转之势，因此，说山寨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是恰如其分的。一旦什么东西与“文化”扯上边，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文化是指深入骨髓的东西，稳定和顽固是其属性，改变起来难度可想而知。

　　考虑到山寨行为多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要杜绝和制止山寨就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既要彻底落实权利人的利益，阻止侵权人的行为，又要逐步改变人们的山寨思维，建立起一种不盲从的创新型思维方式。这其中，教育尤其是年少时期的启蒙教育，其作用和地位都是第一位的。

　　一言以蔽之，要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态下搞创新，谈何容易。不过，先松绑，还人民以自由应该是创新的根本出路，因为“只有自由才能创造奇迹”的箴言同样适用于中国。不自由，人性得不到伸张，思想被束缚，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好的题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塑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将那些束缚人的思想、泯灭人性的“假大空”玩意统统铲除，而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谈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