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丧葬文化史之魏晋南北朝：薄葬成风，丧葬史上的璀璨明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凶事最为俭薄的时代，给人以一种改弦易辙之感，所以它在中国丧葬史上也分外惹人饮茶瞩目。这一点，之前的文章已经有所说起。

曹魏的统治者曹操和曹丕父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的先导和表率。作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在中国丧葬史上占有主要的地位。

曹操是东汉末年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许劭谈论他“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他颇有政治理想，为了完成求之不得的统一大业，他以一匡世界的大志壮志，对其时社会的很多坏处进行改造，厚葬风气就是他改造的重点。 （原创文章久久自媒体）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在平定冀州后，立时命令根除厚葬，并严禁墓前立碑。

他以身作则，，率先薄葬。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本身选定坟场，并确定了坟场的根基款式，诏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未及两年，曹操便在洛阳作古，死前遗诏“世界尚未安宁，未得遵古……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成者，不得离部”、“敛以时服，无藏金玉至宝”。葬事均按曹操的遗愿而办。

曹操的薄葬言行对儿子魏文帝曹丕等人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父亲的带动之下，曹丕也力主薄葬。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他选择首都洛阳的首阳山东麓作为陵地，并留下终制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挖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身为帝王，说什么“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如许焚琴煮鹤的话，履行薄葬，的确有明君气宇。

同时，曹丕也清醒地熟悉到厚葬之事往往是由君臣双方配合造成的，是以嘱咐将终制圣旨抄成数份，离别藏于宗庙僧人书、秘书、三府中，以防巴结拍马之徒有所调换，于此可见曹丕薄葬之心之果断。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四十而亡，“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魏明帝曹叡，生前虽崇尚奢华，但在葬事上同样首倡薄葬，“未遽营陵之制也”。

上行而下效，曹家人言行对曹魏的葬事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和约束感化。曹丕妻郭皇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其母，郭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挖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能够为法。”郭皇后本人亦以曹丕终制薄葬行事。

曹操子陈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衮也皆遗令薄葬，依父兄终制。

一些大臣贵族纷纷师法曹氏父子，实行薄葬，个中，韩暨更是在临终绝笔中提出了“生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的主张，与前朝“棺厚墓大”的思惟比拟实属可贵可嘉。

蜀汉、孙吴三国的丧葬固然显着奢靡于曹魏，但也不乏薄葬之人。如蜀汉先主刘备有节葬短丧的遗诏，实行薄葬之制。名相诸葛亮身行薄葬，遗命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散骑常侍谯周亦葬身俭薄。

孙吴也有一些大臣贵族实行薄葬，如大司马丹岱、辅吴将军张昭、尚书仆射是仪、上将军诸葛瑾、南郡太守吕蒙等人。

晋袭曹魏之风，以薄葬为尚。晋宣帝司马懿作古于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篇，敛以时服，不设冥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景、文二帝皆禀承成命，没有厚葬。

景帝崩，其“凶事轨制，又依宣帝故事”。晋文帝妻文明王皇后和晋武帝妻杨皇后卒，也均承前制，实行薄葬。

东晋帝后的葬事大多依遵西晋的轨制。《晋书》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东晋时期皇室的凶事只有元帝葬其琅邪悼王焕颇为奢靡外，其余都是实行薄葬。

晋明帝司马绍遗命薄葬，“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

成帝司马衍葬其妻杜皇后，诏曰：“今山陵之事，一从俭约，陵中唯洁扫罢了，不得施涂车刍灵。”

康帝司马岳陵中，始用宝剑、金舄二物，即被后人视为有违祖法，引认为戒。

南朝淫侈之主颇多，然在葬事上未闻有奢靡之事。这解说，春秋战国以来（尤其是汉代）的薄葬思惟已起头深入人心，为封建统治者所接管。固然，这些封建统治者还没有跳出无神论的窠臼，但他们已经抛却了传统的身后持续享受的幻想，只求避免“戮尸地下”的悲凉究竟，“使魂灵万载无危”，这无疑是一种对照明智的勾当。

在帝王的带动下，士医生自为终制，遗命薄葬，蔚然成风。

《晋书•王祥传》：断气但洗手足，不须洗澡，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块、绶笥皆勿以敛。

《晋书•石苞传》：石苞豫为终制，自今灭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噙，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冥器也。定窆之后，复上满坎，不得起坟种树。

《晋书•杜预传》：杜预先为遗令曰……故遂衣树开道，为必然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地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医生，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子孙一以遵之。

此外，如西晋时期的宗室安平王司马学、征南上将军羊祜、谏议医生庾峻、凉州剌史张轨、儒士徐苗以及“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等人，都是临终遗命薄葬。东晋时的车骑将军庾冰、散骑常侍孔愉和颜含、国子祭酒杜夷等人也皆遗令凶事从简。

至于南朝，薄葬之风更是盛行。

顾宪之临终为制敕其子，“不须常施灵筵……用牲牢”。

刘杳临终遗命，“敛以法服，载以露车，还葬旧墓，随得一地，容棺罢了”。

姚察遗命薄葬，“以松板薄棺，才可容身，土周于棺罢了。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菜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

王微遗命薄葬，“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以常所抚琴置床上，何长史偃来，以琴与之”。

诸如斯类的薄葬例子，在其时不堪列举，俯拾便是，堪称一次丧葬风气对厚葬风气的激烈抨击，而且照样大获全胜的抨击。至于原因为何？谜底留待下期文章颁发吧，迎接读者们谈论揭橥本身的猜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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