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白居易，为何会贬为江州司马？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白居易，为何会贬为江州司马？ （原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被罢校书郎后，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官周至县尉，这是一个眇乎小哉的小官。在两年的县尉任内，诗人不只亲自履历了权要政治的靡烂，同时，也切实地体味到人民生活的疾吃力，他很快地写出了到处颂扬的《长恨歌》和有名的讽喻诗《观刈麦》。

不久，白居易被调回长安，从翰林学士升为左拾遗。这是一个谏官的地位，有机会直接向皇帝进谏。“位卑不敢忘忧国”，白居易似乎有了一种报国有门的感受。此时，他意气风发，诗兴如潮，写了大量为民..的讽喻诗。《寄唐生》就是这个时期写的一首稀奇的诗：“贾谊哭事势，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医生死凶寇，谏议谪戎狄。每见如斯事，声发涕辄随。往往闻其风，俗士犹或非。怜君头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克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皇帝知。未得皇帝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息吃力，琴澹音声稀。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竟无若何，呼作狂男儿。每逢群盗息，或遇云雾披。但自高声歌，庶几天听卑。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寄君三十章，与君为哭词。” （本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宪宗任太监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白居易上书《论承璀职名状》死力否决，说宪宗是“自损圣名”，当“取笑于万代之后”。白居易好生勇敢，竟然斥责皇帝老子，宪宗大为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至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亏得，李绛从中化解，说白居易“非轻言也”（见《旧唐书·白居易传》），让白居易逃过一劫。不外，诗人不久便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可这只是一个闲职，把白居易晾在那儿。白居易就是在如许的情形下写下此诗，白居易还真的有点牛脾性，虽遭袭击，然临危不惧，心中有气，借寄抒发，示意出刚直忠义、敢言切谏的精神。

这首诗写了两小我，一唐生，一本身。前半部门写唐生，后半部门写本身。唐生是个善哭者，，作者是个善歌者。二人都是刚毅正派的志士，因为有心怀忠义，不满弊政的思惟根蒂，故二人情谊甚笃。

唐生即唐衢，其实也是个诗人，他屡应进士不第，善为诗歌，意多感发，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最早知音之一，“惟有唐衢见，知我生平志”（见《伤唐衢二首》其二），“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见《与元久书》）。

此诗开篇，以贾谊、阮籍二哭典为例，以写唐生贴切而生动。“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二句，出语胆大，用笔狠重，不光将唐生与前人相类比，意味唐生亦如前贤，并且将今时与古代类比，意味当代已同前朝。都是一哭，不为一私，所悲忠义，哭之性质无异。开篇的四句，深意微妙，矛头直指弊政，直指当国者。

唐生何以动辄便哭呢？诗中敷陈我们，本来唐生不为己悲，而为段秀实太尉、颜真卿尚书、陆长源医生而哭，为他们感召日月的忠义精神和报国豪举而哭。“声发啼辄随”句谓，不哭则已，哭必号淘而老泪纵横。唐生善哭，爱我所爱而悲我所悲。哭必哭得义正辞严，哭必哭得感天动地。善哭的唐生为诗人所盛赞，然而却饱受伧夫俗人所嘲弄，“往往闻其风，俗士犹或非”二句，既是对世俗的一刺，又是天然收束而转场，由写唐生之哭，而转向写自我之诗。

唐生长哭当歌，而诗人则是长歌当哭。“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克发声哭，转作乐府诗。”诗人自比，人善哭而我善诗。我之诗与唐生之哭无异，目的只有一个：“惟歌生民病，愿得皇帝知。”这是白居易乐府诗的写作宗旨和创作宣言。这与其《与元九书》所阐述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现之则为诗”的创作念头是一致的。“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二句，偏重于内容上说，即如实揭露显贵逼迫公民，敲诈勒索的丑恶，规戒时弊，反映生民疾吃力，为民疾吃力而呼吁，不写无痛呻吟的朴陋文字。而“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偏重于形式上说，即说话朴质无华，表达斩钉截铁，不求音节别致和词华华美，走通俗化、平易化之路。而这种诗歌改造主张，满是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不管这讽喻的写法为人所不睬解，与唐生的哭一般受人讪笑，只要“庶已天听卑”而“不惧强权怒，亦任亲朋记”。为了皇帝不受蒙蔽而可以改造弊政，诗人“甘受时人嗤”，甘被呼为“狂男儿”。真是好一副毫不退让的决战士的精神面貌，让人感佩之至也。

诗的最后，以“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二句，照应全篇，合二为一。此二句，意味因其弊政而作诗，与唐衢因忧愤而悲哭，性质完全一般，都是忠义之举。故南宋黄彻《巩溪诗话》评曰：“忠臣烈士，欲正君定国，惟恐所陈不激切，岂尽优柔婉晦乎？”

《寄唐生》一诗，让我们看到，白居易对本身的诗歌创作有一种等候，那就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学奇，惟歌生民病，愿得皇帝知。”他认为，文学里的格律、形式、文字都不主要，真正主要的是三个字：“生民病”，就是老公民的病吃力，要反映出来让皇帝知道。

若是写出如许的器材皇帝看了没有感受，他甘心为世人冷笑。这是非常勇敢的谈吐。皇帝看了都不懂吗？没有感受吗？或者皇帝基本没有看到，诗人就本身招致了好处集体的怨恨。其实，其时白居易已经身处困境，险象环生。他一首接一首络续问世的“讽喻诗”，已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在朝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然而，他仍然书生气十足，对本身所处的状况并不在意，竟然大大咧咧地当面指摘唐宪宗的招讨宣尉使的错误，使皇帝勃然盛怒。虽经说情后幸免处分，但谏官的地位是无从保全了。此后，被调任左赞善医生，并最终因年青年头气盛，在新地位上仍不克安守故常，落得个被逐出国都，贬谪江州司马的终局。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