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竟是她：从内心感激..(4)

　　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 （本文来自www.jj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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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组长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 （本文来自www.jj00.com）

　　姜毅英吓唬我，说娜尼鬼表现不好，把你关起来。我怕了，就想赶快走吧。

　　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但军统局女的少，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后我回来，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军统局改叫保密局。

　　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于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饭去了。

　　1949年军统局撤到..去，他们还叫我，娜尼鬼，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运动开始了，我是反革命”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划了反革命，我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八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买了晚饭，回到那个“家”，我哭了，我才30岁呀，就这样完了。

　　那里是水乡，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我五岁的孩子扔在家没人管。冬天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当地农民家的地上铺稻草睡，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我觉得很屈辱。

　　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