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2)

3．曾国藩在学术、文章、道德方面的影响 （原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众所周知，曾国藩在学术、文章、道德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但他在这些方面有没有超越前人，比前人更多的东西了？这是对其在这方面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成晓军在《曾国藩总体评价十年述评》（《历史教学》1995年第6期）这篇文章中说，曾国藩在古文、诗词、文学评论等方面，都下过苦功夫，“在晚清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他的文学地位应该得到肯定。陈居渊认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略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求索》1994年第6期）。蒋星德在《曾国藩全传》中描述到，曾国藩的家书、日记是教育孩子立身处世的良好教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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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有关曾国藩的研究的著作有：萧一山的《曾国藩传》（..中华文化出版社1953年版）；李少陵的《曾国藩》（高雄大业书店1955年版）；高伯雨的《中兴名臣曾胡左李》（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版）等等。这几本书都对曾国藩加以肯定和赞扬。

（本文来自久久自媒体）

当前，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仍有争议，但这是在新环境下正常的学术交流，将有助于将曾国藩放在他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对其进行更加公正、更全面、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历任清巡抚、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等职，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一直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等大权，成为洋务派主要首领。死后，遗著编为《李文忠公全集》。在清朝，对李鸿章毁誉便不一致，有誉为“中兴名臣”，也有毁为“卖国贼”。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写了一本《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书，一名《李鸿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对李鸿章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和评论。他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40年第一流紧要人物。在治军驭将上，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推诚布公；在主持外交上，既无功，亦无罪，有外交手段，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在主办洋务上，眼睛高于常人一等，但只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致失败。李鸿章固有责任，但各省督抚从未以兵饷相助，实际上是李鸿章一人战一国，虽败亦豪。

民国后，史学工作者对李鸿章的评价毁誉皆有，但基本上还是肯定的。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中说：李鸿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自1870年任命直隶总督，在职20余年，国内大政往往预闻，识见高于朝廷大臣，深愿中国有所改革；在外交上，李鸿章之交涉方针，现在看来当然有可议之处，但就当时情状而言，固外交上之人才。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认为，李鸿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是一个有特别见解的人物，模仿西法，举办洋务，锐意改革，他一方面是这一时期的幸运儿，一方面又是这一时期的最不幸者。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都持否定态度。如胡绳指出，李鸿章把面对外国侵略者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软弱无能，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这种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主导思想。所谓“中兴”、“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称李鸿章在外交上一意主降，忠实服从屈辱条约；军事上购买船炮洋枪，培养充足的对内武力镇压人民起义；他主办洋务近30年，经中法战争破产一部分，经中日战争全部破了产。胡滨于1955年写了一本《卖国贼李鸿章》（新知识出版社），反映了当时史学界对李鸿章评价的基本观点。他说：“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当温和的，同西方及..的“国家建设”比较，显然缺乏近代化的总体方案。但李不仅提倡近代军事工业，而且鼓励中国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竞争，同时还是清朝高级官员鼓吹官办学校教授西方数学和科学的第一人。（刘广京《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评传》）

李鸿章大力培养淮军，创办北洋海军，并且四处开办军事工厂，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地盘，丝毫没有用来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图。清政府的外交在李鸿章主持下，陆续出卖了无数的民族权利，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自强”新政全部破产。李鸿章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反动的人物之一，他掌握清朝的大权达30年之久，反革命罪恶是数不胜数的。而海外和..学者则普遍认为，李鸿章基本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当温和的，同西方及..的“国家建设”比较，显然缺乏近代化的总体方案。但李不仅提倡近代军事工业，而且鼓励中国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竞争，同时还是清朝高级官员鼓吹官办学校教授西方数学和科学的第一人。（刘广京《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