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4)

2．李鸿章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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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的言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陆方认为，188年清政府对法妥协退让态度有所改变，为..巡抚刘铭传筹兵饷，授以在越南指挥清军作战方法，支持他们抗法；中法合议草约签订，是赫德、金登干等所为，过去认为李鸿章插手谈判的说法，根据是不充分的。（《中发战争中的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夏冬考察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言行后，认为李鸿章不是纯粹的主和派，..发动战争后，李鸿章在军事上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战败后，在..马关谈判时，李鸿章本着“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精神与日方谈判代表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清廷也负有责任（《中日甲午战争中地李鸿章和翁同龢》，《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熊秋良认为李鸿章对于涉外事件的处理原则是：坚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在利用中控制洋人，在控制下利用洋人。（《李鸿章与白齐文事件》，《安徽史学》1999年2期）。关威认为：李鸿章参与了中法战争中的对外交涉。与人们一般的看法不同，李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李鸿章的态度及变化与朝廷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他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中法战争中李鸿章的外交》，《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张富强在《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一文中论述了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其外交思想立足于“弱国”“和戎”，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诚信相交论”为理论基础，以“明是和局，而阴为战备”为策略方针，以“以夷制夷”为核心内容。这对于推动晚清的外交近代化，对于尽可能消弭战争的灾害，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起过一定积极的促进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4期） （原创文章www.jj00.com）

而杨晓敏却认为，李鸿章对外国侵略者交涉的态度有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抗争与妥协，主要倾向是：委曲求全、妥协投降、取媚洋人，以图苟安一时（《论李鸿章的对外交涉》，《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5期）。戚其章也不同意夏冬提出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不是“纯粹的主和派”这一论点。他认为，李鸿章在战前始终幻想列强调停，直至战争爆发的前一天，才发出“速备战守”的电令，但为时太晚，败势已成，无可挽回。在战争中，李鸿章坚持避战求和，导致了严重后果。战后，李鸿章是死心塌地地签订卖国条约，从这次战争的实践和基本倾向看，李鸿章是一位主和派（《正确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光明日报》1984年6月13日）。

港台方面：李守仁《李鸿章传》（..学生书局1967年版）指出：“鸿章在清季为不可多得之人才，欲求中国富强之心始终不渝。能忍辱负重，不避劳苦是所长；弥缝偷安，留恋权位是所短。能立功于闭关自守之时代，但无法周旋于列强角逐之国际舞台。其以一词臣典掌兵戎，转战南北，总制北洋，内参枢机，外当交涉要冲，垂三十年，目光之远大，手腕之敏捷，迥非时人所能及。”雷禄庆：《李鸿章新传》（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说：“鸿章的长处，第一是眼光敏锐，认识时代最清楚》。”“第二，勇于任事，不避困难。”“第三，不畏谤言，忍辱负重。”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序》（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说：“李鸿章所生的时代是中国在满清帝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曲线极高点开始下降的局面，而李鸿章所处的世界，却是欧洲民族所创造的民主科学与工业的现代文化发展曲线开始上升到极高点的阶段……。这一起一伏的曲线交叉点，便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和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的悲剧。近代中国所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不经李鸿章签定者，哪能完全怪他。”这些著作以及其他的著作和论文，对李鸿章基本都持肯定的态度。